试论伦理生态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_在线论文查询
摘要:极端“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酿成了极为严重的主体意义危机、生态伦理危机及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扬弃这些危机的和谐社会理念不仅为新的伦理生态环境的形成确立了三大伦理关系并奠定了各伦理要素之间的和谐基础,而且也为之确立了总的发展原则并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主动地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要求我们重建伦理—文化生态、伦理—经济生态、伦理—政治生态以及伦理—社会生态。
关键词:和谐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危机
和谐社会既是一个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现实社会,也是一个全面回应多元文化价值诉求、伦理意蕴浓厚的道德社会。从“实然”的伦理生态出发,深入挖掘和积极探索和谐社会“应然”的伦理意蕴,主动地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这无论是对达成和谐社会的伦理共识、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应用伦理学的发展,还是深入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等,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现状分析
伦理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特定伦理—人文环境的总和。“所谓伦理生态是指,人生存、生活于其中的伦理环境或道德环境,这种伦理环境也可称之为人文环境。伦理生态既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关,更与当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相联。”[1]总的来说,“‘伦理生态’的基本结构,就是伦理—经济生态、伦理—社会生态、伦理—文化生态”[2]。和谐社会理念的形塑及付诸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工业文明危机或“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对社会伦理生态的巨大破坏,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种“巨大破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祛魅”的“理性化”过程造成了“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道德危机或主体意义危机。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一场以“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ofworld)的“理性化”为主要表征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实质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化、国家主义、西方化、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3],都是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不同表现。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并且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类带来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使人的精神在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完全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又称为主体意义危机或道德危机,正如艾凯所言:“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以舍弃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为代价”[3]。马克思也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4]这也是社会进步必要的“恶”,即“历史进步代价”。
(2)“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现代化实践酿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伦理危机。
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更主要的是在高昂利润的驱使下,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生态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伦理危机或称为生态伦理危机,这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将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权关系”,完全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和谐关系,一方面,人直接来自自然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的属性和特征;另一方面,自然界也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目的理性价值观主导下,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自然界对人类进行了无情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6]。
(3)伴随着“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理性化”过程也引发了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
如果说“意义危机”与“生态伦理危机”只是伦理生态环境中的局部性危机或要素危机的话,那么,社会伦理生态的结构性危机就是一种全局性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伦理—经济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片面的经济决定论、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突破了伦理甚至法律的界限,通过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1]。由此造成公平与效率、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以及经济决定论与道德滑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二,伦理—政治生态危机,这主要表现在政治集团、政治组织甚至政治官僚个人在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以及个体私利的驱使下,打着“为民族谋发展、为国家图富强”的幌子,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谋私利,以致超出了伦理的界限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由此造成了政治腐败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7]等等。其三,伦理—文化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现代工业文明不断侵蚀、破坏甚至摧毁传统的文化积淀,切断了人类通往传统的桥梁与纽带,使人类由此“丧失了人类最可贵的否定和批判的思想,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8]。其四,伦理—社会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的片面化、畸形化和异化,乃至“交互主体关系”(主—主关系)变成为一种“主—客关系”,由此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伦理危机。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生态意蕴
如果说以“理性化”为圭臬的“现代性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而具有“自反性”的话,那么,以弥补现代工业文明危机或“现代性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生态危机的“和谐社会”理念就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论建构,不能只是对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简单地“修修补补”。事实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建构,这里的“社会和谐”是指“人类社会生活诸要素的融洽互动与协调发展,包括人类社会的不同生活领域之间、不同生活层面之间、不同生活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生活方式或组织之间的和谐发展”[9]。这种“和谐”并非只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理想和个人道德理想”[9]。相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伦理生态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结构全新的伦理生态意蕴。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无疑为新的伦理生态确定了三大伦理关系。
工业文明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传统的古典的和谐关系,引发了极为严重的伦理生态危机。因而,要解构传统工业文明的伦理生态结构,确立新型的伦理生态理念,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表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含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大和谐关系,它也是三大和谐的伦理关系。其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内蕴着一种生态伦理关系,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超越,意味着关心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确认了“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的价值观。其二,“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内蕴着一种社会伦理关系,它意味着个人权利与社会正义、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社会分配合理、社会表达渠道畅通以及社会结构合理,它要求社会不得以忽视甚至取消个人的利益而畸形发展,也要求个人不能完全忽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实现个人私利的满足。其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内蕴着一种人际伦理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一种人际关系,也就是一种“交互主体关系”,它是相对于工业社会“主体—主体”关系异化为“主体—客体”的关系而言的,这是因为“交互主体性也就是人类个体主体的相互平等的承认与相互平等的对待”[10]。人类正是在这种相互平等的对待中体现出人类社会的精神自由的。由此可见,生态伦理关系、社会伦理关系以及人际伦理关系正是新的伦理生态中的三大伦理关系,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基本伦理框架。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为新的伦理生态奠定了伦理要素之间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要素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和谐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有着不同的要求,有着全新的伦理意蕴。其一,在政治上,和谐社会体现的是追求民主、法治以及平等的政治伦理精神,民主是和谐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意味着法律规定和许可的范围内的自主、自愿、自由,正如阿兰·图雷纳所言:“民主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自由选择”[11]。法治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伦理,因为“法治给人的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或者说底线的善,它的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制恶而非扬善”[12]。其二,在经济上,和谐社会体现的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经济伦理精神。社会公平作为一种经济伦理准则,意味着保证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和获得应享有的经济利益,“正义是人们各得其所应得”[13],“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14]。由此可见,正义也是一种经济伦理观念。其三,在文化上,和谐社会体现的是追求共生、友爱与诚信的伦理精神。和谐社会是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各种资源兼容共生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共生”不仅仅指人类与其他万物之间的共生共存,也包括社会各种群体如民族、宗教、党派、阶层之间的共生共存,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最为重要的共生原则,也就是为了真正实现那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良好社会秩序。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认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差异与矛盾,强调差异和谐化、和谐差异化以及两者间的逻辑互动,这为新的伦理生态确立了总的原则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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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源自化学科精品源自化学科 其一,和谐社会坚持差异和谐化,实质上就是通过“制度性整合”以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有序发展,这为新的伦理生态确立了“整合”的制度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5]。故而,坚持差异和谐化,实现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最小化,促进社会稳定就成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其二,和谐社会坚持和谐差异化,实质上就是通过“合理拉开差距”以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稳步发展,这为新的伦理生态确立了“差异式发展”的发展伦理原则。“合理的差别就是公平。”[16]其三,和谐社会坚持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逻辑互动,实质上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践来充分协调“社会整合”与“差异式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为新的伦理生态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伦理。马克思指出,要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正确方向,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也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8]。这样,社会真正实现了“自由”、“和谐”与“善治”。同时,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德伦理,它也为新的伦理生态指明了“共产主义”的正确方向。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伦理生态的实现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中尽管有着浓厚的伦理生态意蕴,但它只是一种“伦理应当”,与伦理生态的现实境况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主动地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实现“伦理生态”由“应然”向“实然”的转换,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找寻适合中国国情和具体的解决之道。
1.对社会理性进行感性化制约,重建伦理—文化生态
如果说“现代性危机”、“工业文明危机”以及“伦理生态危机”是由于过分的理性化或理性的绝对化而引起的,是一种文化危机的话,那么,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理性的绝对化”进行深刻的文化审思,来一个“急刹车”,重建伦理—文化生态。事实上,要在中国建设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新型伦理生态,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传承出发,对“伦理生态危机”进行必要的文化审思。而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感性特征,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社会选择行为的感性特征”[19],中国文化的“感性特征”尽管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和象征,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落后性,但它对于挽救当前极端理性化而造成的“伦理生态危机”无疑具有“弥补”和启迪的作用。这样,从中国文化来审视“伦理生态危机”,其解决的办法就是对“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20],重建伦理—文化生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感性”的绝对化和极端化,而是理性选择感性化与感性选择理性化的逻辑统一。
2.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困境,实现伦理—经济生态的发展
实现经济正义,解决的办法绝对不是重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老路,重新拉平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异;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构建各个社会阶层都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尽所能”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同时使所有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各得其所”,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即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差异化发展原则,“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因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只有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或效率的前提下才真正具备了实现社会和谐、经济正义以及社会公正的牢固基础。当然这种“差异式”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并非绝对的,而是一种“非均衡”、“差异式”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考虑了各阶层、各地区的发展利益,实现了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有机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正义,才能真正推动伦理—经济生态的发展。
3.惩治腐败,彰显法律正义以维护伦理—政治生态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为根本也最为紧迫的在于惩治腐败,彰显法律正义。当前,腐败已成为我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如果这一现象不能得到遏制,民主、平等、正义必然难以真正得以实现,这势必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不和谐因素。邓小平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22]江泽民也强调:“历史事实说明,官吏腐败、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党能够真正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为此,我们必须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法律正义,维护政治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真正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伦理生态环境。
4.坚持社会正义,关注弱势群体,重塑伦理—社会生态
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竞争机制的引入导致了大量的下岗失业、政府分流以及处于“半失业”状况的人员,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员一道构成了我国的边缘人群即弱势群体。据有关部门统计,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起来,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弱势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社会群体的心理失衡,易引发社会动乱与冲突。可以说,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检验社会是否和谐、社会是否公正的试金石。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以及社区援助体系,杜绝“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发生,真正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形成良好的伦理—社会生态。
参考文献:
[1]晏辉.伦理生态论[J].道德与文明,1999,(4):7,9.
[2]樊浩.伦理生态与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J].人文杂志,2000,(4):6.
[3]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209,212.
[4]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
[5]马克思.共产主义[A].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9.
[6]马克思.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19.
[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政治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3):45.
[8]赫·马尔库塞.单面人[CD2]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57.
[9]万俊人.从政治正义到社会和谐[CD2]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当代政治哲学反思[J].哲学动态,2005,(6):10.
[10]龚群.论社会伦理关系[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4):39.
[11]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93.
[12]焦国成.政治伦理与和谐社会[J].江苏社会科学,2005,(4):95.
[1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
[14]博登海默E.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3.
[15]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A].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
[16]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J].社会学研究,2004,(6):34.
[17]马克思.由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A].资本论(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49.
[18]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0.
[19]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J].江苏社会科学,2002,(2):18.
[20]刘少杰.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CD2]建构和谐社会的难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2):34.
江泽民.江泽民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91,427.
[22]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A].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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