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_在线论文查询
「改革是如何将冲突凸显，使之更为易见的问题，而不仅是针对利益或机构的僵滞。从这些冲突与面对之中，新的权力关系必然崛起，其初始、暂时的表达将会是一种改革。」﹙Foucault 156﹚
本文拟探讨近十年来台湾报纸副刊内容及版面的转变，尤其针对大量涌现的社会评论及文化研究论述，观察它们何以能压抑、取代了文学、传记、武侠、旅游等传统表达形式。透过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想对副刊的生产、消长、社会参与等角色，提供初步的分析与反省，并将这些新兴的评论文章界定为－－为现时﹙与现实﹚而写﹙writing to the moment﹚的实践批评﹙practicing criticism﹚，进而就其可能投射出的新权力关系作简略的评估。我不打算在此提及某些特殊篇章，也无法涵盖各种报纸副刊，大致上只是以不偏不全的方式，试论几个大的转变及其意义。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评论在「产业化的公共场域」﹙industrialized public spheres﹚中如何制造出阅读社会文本及身体的欲望，如何以其文字达成实践批评，发挥社会及政治功能；同时，我也想藉此一主题，管窥边陲文化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国信息所构成的新殖民与后殖民之交织网络中进行其拨用﹙appropriation﹚与跨国本地化﹙translocalization﹚的文化生产活动。﹙注一﹚拿这两大线索作为根据，本文想谈底下几个面向：副刊的转变与教育、政治、媒体、次文化发展的关连；本地双语知识分子引介当代文化研究成果的微妙位置及其矛盾修辞；专业及大众知识的互通声气与其潜在冲突，也就是学院菁英与激进人士在打破高、低或上层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时，如何被他人定位的问题；乃至于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与知名度﹙publicity﹚所造成的作者与阅读社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及随之而起的文化性别、族群、阶层、价值认同与社会作用等。
有关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方法，已有不少论述﹙如Hill；Johnson；Leitch等﹚。最近出版的文化研究读本更是纷纷以大量篇幅，将英、美、澳、印及其它地区的成果加以汇集﹙如During；Grossberg；Turner 等﹚，显示出文化研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已成为显学，不但是一些出版社的主要兴趣之一﹙最可观的是Routledge, Westview，连以往较保守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成立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俨然是学院里的百灵丹。不过，也因此，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及方法变得过份浮泛。但是若以较正面及实用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重要的学术潮流。比较文学者学者巴丝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历史意义，可说是与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的盛况十分类似，均是面临时代的大变动，针对文化、语言、国家、历史与认同等概念的转型，提出跨科际的方法，修正既有的研究领域及其题材﹙45-47﹚。
霍尔﹙Stuart Hall﹚及杜灵﹙Simon During﹚等学者均以50年代为文化研究﹙或说正确一点，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期，并以何伽特﹙R. Hoggart﹚的著作如 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甚至较晚出由汤普森﹙E. P. Thompson﹚所写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为早期的代表作。不管是以政治、经济、阶级及教育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者实际上在方法与旨趣上并不相同，虽然大致上他们对历史、政治的特殊脉胳及对社会上正统合式的「霸权」均持确实而批判的观点。杜灵在他所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之〈导言〉中，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有精简的介绍，他也评论及霍尔的「文化」及「结构」论，认为那种划分法太过简单﹙5﹚。无论如何，50年代至70年代，文化研究者逐渐脱离阶级与社群生活文化，而迈入对支配性的大体系加以分析、批判，成为大趋势。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早期反对「大传统」、文化菁英论者﹙由Arnold到Leavis等﹚，同时劳工阶级受教育普遍提升、消费行为逐渐转向文化形象及其意符系统的情况有关，而经过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洗礼，80年代的后结构思潮冲击，90年代跨国信息的流动，后来的文化研究则变得多元化，多元文化，族群，后殖民、计算机组合信息﹙cybernetics﹚，同性恋或性别论述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阶级或支配问题遂慢慢由其它问题代替，这种演变的分水岭是7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政治及其环球文化经济所依赖的新保守主义或国际本土政策。这些阶段性的变化非本文所能触及；不过，若以台湾副刊版面的变动史来看，其中颇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发景，特别是教育普及后次文化的形成、新兴社会运动（尤其学运与妇运）的分化与复杂化，使得一些文化研究者转向副刊，试图另辟空间，发挥其文化批判（通常无法是社会改造）的作用。（注二）
副刊在欧洲﹙尤其英国﹚18世纪的公共领域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它所引发的文人舆论及文化讨论，转变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概念，不过，一如哈伯玛士﹙Jurgen Habermas﹚所分析，文化讨论的报刊形式后来被个人消费及大众媒体取代，被营造出的公共议题﹙manufactured publicity﹚及不再公共而只代表某些团体利益的「舆论」﹙nonpublic opinion﹚搭配了财团及威权式民意主义﹙populism﹚或多数决的投票行为，便产生了政治性的操纵与扭曲，从此舆论的发表与争辩转变为传播、广告、垄断。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称这种公共领域为「产业化的生产公共领域」，以其感官与意识生产的机构，透过消费与广告的脉络，将个人的欲望，生产过程及生活脉络﹙the context of living﹚加以含纳﹙13-14﹚。副刊的文化评论功能逐渐转让给传播媒介、公共电视或有线电视、电影，使既有的同质或同时性阅读与争辩﹙或以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是由印刷资本所形塑的想象社群认同感﹚转为多元化的播散，在中产与劳工公共领域，公共议题与私人消费，资本收编﹙real subsumption under capital﹚与拒绝形式之间彼此协商、交混，构成日常生活中多重身份融合的相对公共消费及拨用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counterpublicity﹚﹙Hansen xxxix-xli﹚。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降，于各种报章杂志，便衍生了副刊及文化评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华人地区继续发展，李欧梵教授曾提及鲁迅与其它文人对副刊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晚近港、台副刊的变化(Lee)。他的重点在文化批评的传承，因此是以现代性(modernity) 为参考架构，旁及出版物对社会文化的斡旋媒介功能(print mediation)，而且也触及新兴大众传播的地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可将台湾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表达加以联贯，看出其中的传承与转变，同时可用一些政治、文化的事件，去补充其细节。台湾报纸上的副刊传统已行之久远，而且发挥相当大的文教功能，五○至八○年代初期，纯文学的创作（尤其短篇、中篇小说、诗与散文）、传记、武侠、旅游或异地文化介绍等文字是副刊版面的主体，解严前后则开始起变化，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后，文学已比不上其它信息、娱乐媒体（尤其有线电视）来得吸引读者（大多是国中或高中学生、上班族或家庭主妇），另一方面则是政治评论在解严前后已显著增加，读者对文化、政治信息的需求扩大，传统的文学副刊无法再满足大众的社会参与感。当然，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威权式与封闭式的统治体系已逐渐变形（虽然并未消失），信息的封锁情况已随着有线电视、卫星电视节目的暗中活动，以及在野党的地位提升，慢慢开放。早期右派政权与非政治性的文学活动之间的共谋关系遂随着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公开讨论而日益明显。在报纸解禁之前，事实上，军公教之外的子弟（如商、工、农的后裔）已逐渐受到普遍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政治的顾忌比起父母那一辈而言较不自我检查(self-censor) ，而军公教阶级的眷村、宿舍及其生活脉络结构已改变，教育及经济水平使得统治或协助统治阶级与一般劳工或中产阶级的差异逐渐消减，省籍、阶级意识也随之削弱，教育使得出身、户籍、环境这些因素的份量降低其影响力，经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庸俗化后，升学主义、补习文化、次文化的反抗少年团体、社会功利作风逐渐崛起，再加上工商界中小企业的起飞，使得阶级成为贫富之差、教育程度及其年代（generation）之分野，不再是传统以父母（尤其父亲）家世为准的区分方式。在这个时期，台湾人或中国人的认同问题反而成为公共的议题，而不再是以反共为主的打压本土或乡土意识。文化已从某种阶层、族群由上往下透过教育与国家机制所强化的国粹与菁英文化转变为对流的大众文化，同时随着消费行为的扩张，跨国信息反而因台湾离开联合国的边陲地位更加具有支配性，因此，对台湾外来政权所赋予的支配体制及由外国文化商品所产生的「霸权」效果，正是八○年代中期新兴评论崛起的主要诱因。这一点与英、美文化研究由五○年代的阶级、社群文化迈向七○年代的霸权批判有若干类似之处(During 4-6)。
摊开目前副刊来看，很明显的，即使连《联合报》、《青年日报》或《中央日报》，纯文学创作的篇幅已大量被各种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的论述所取代，这种情况又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自立早报》、《民众日报》、《中时晚报》、《联合晚报》、《自立晚报》更为显著，〈人间副刊〉及〈时代副刊〉里的文化研究论述不但在平时便比纯文学或传统副刊文字占较多的版面，星期六、日的扩大版更几乎全是书评、世界文化及本土文化论坛，而每月定期推出的台湾、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媒体等面向之「体检」表，则由文化研究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执笔。《自立早报》的〈大地副刊〉往往固定由某些作家及文化研究学者执笔，在1993年上半年《自立早报》推出的假日及周一扩张副刊版面更以〈新论坛〉、〈新人文〉、〈新舆情〉、〈读书生活〉、〈焦点对谈〉一共八至十页的篇幅，将文化研究的成果软硬兼施，带进了副刊的领域，这种大手笔的改革作法居然维持了几个月，后来才以浓缩的方式放入〈大地副刊〉，而〈读书生活〉则仍继续，不断推出殖民、后殖民、性别、同性恋、种族身体、族群意识等论述的介绍与评论文字，其作用类似于《中国时报》每周四推出的〈开卷〉版。至于其它报纸的副刊也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原住民文化议题、台湾文化、乡土文化及文学等，充分显示传统的副刊形式已随着阅读社群结构的变更而全面革新。
此处，阅读社群（或阅读大众）的结构性变动是指副刊读者已不再限于中学生、家庭主妇或一些透过副刊找到娱情悦性的教化作用者，副刊读者已从纯文学而不指涉生活脉络（社会、文化、国家、族群认同等）的范围脱身，迈入更切身的现时问题及相关的议论或信息上。由于这种生活脉络的约束，阅读大众比较能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公共场域，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社会、环保、性别、种族、信息、交通及政治问题提出，作为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对象，因此之故大量的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却一直可被社会所消费，乃至维持了副刊的生命。而且因为这种社会需求，大量的人文社会及科技专业人士（通常是学院中人）投入副刊写作，改变了专业与大众知识的生产及分配结构，相对地消减了学院与社会的鸿沟。这些教授或专家往往在副刊或相关的版面里有自己或某一团体的专栏（如〈台教论坛〉、〈澄社论坛〉、〈南北调〉等），以各种专业或政治、文化诉求为其号召，将国内外信息及个人观察与研究作某种程度的结合。
当然，副刊中具大幅度的文化评论或文化研究，可能是因为报纸各版面有不少社论及民意论坛，(注二)副刊也跟着起变化，也有可能是由于那些喜爱轻松文学与娱乐的读者已在有线电视的节目、电玩、漫画、言情小说等找到替代品，或者甚至可说副刊是对政治解严后的开放气氛作善意的响应。不过，这些充分条件都不足以说明副刊何以仍维持某副刊的形式，也就是仍继续其文学公共场域，而不变为政治的公共场域？或者，如欧美的一些报纸，仅在特定的周日或周五，刊行文艺性的篇幅？负责副刊的人也许会说台湾的报纸副刊编辑、主编多是诗人或文学家出身，因此坚守副刊的阵容，只是将他们的文学公共领域扩大，含纳了新兴的文化研究论述，并且以这种新兴论述放在纯文学的副刊传统架构之下，避免文化研究的文化「政治」性及官方检查或禁闭。若以台湾的白色恐怖阴影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而言，文学副刊的改头换面，以副刊附属而非政治的地位，行使社会与政治评论，自然是有其历史、文化涵意，然而这只是部分原因。比较前进的人士也许会说是文学已死，因此文化研究取而代之；但是，副刊中的文学成分仍不低，各大报的文学奖也不断在副刊上刊载，何况文化研究者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出自文学的背景，而在英美大学的英文系与比较文学系更将文化研究推至更细致的领域，目前最活跃的文化研究者即有不少出自文学（如Andrew Ross, Michael Warner 等）。另外，我们也可以拿跨国知识分子的流动或环球文化经济在种族、财经、科技、意识型态、影视等层面所构成的外地与本土文化互动与辨证（Appadurais; Dirlik）来解释何以这些副刊编辑及作家大多是双语知识分子，能以母语之外的文字吸收或撰写理论，同时又想从本土的副刊传统中发展出「在地的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 from within），将半学术或半专业的评论视作一种「创作」。以上这些都可能是原因或相关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若拿李敖、龙应台、南方朔来代表副刊文学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更能看出这种由历史、政治的大传统（中国大叙事体）中剔出批判的因素，藉此切入现代社会的领导人物及其政治谱系，是一种考掘、挖疮疤的论述，乃是由《文星》、《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及报章副刊在50至60年代的反统治、反支配写作方式，其观点基本上是由远而近，以明史、资治通鉴等历史材料为背景，挖出目前统治阶级的问题。其次，则是以西洋文学、文化为借镜，抨击台湾社会的偏狭、缺乏创意，以奥林匹克圣火乱窜所激发的野火，将本地文化烧得差点变浴火凤凰，这种批评的主要根据却是新批评及混杂的实用批评。然后，是所谓的后现代与后殖民双语知识分子时代，学者将欧美文化研究及最新的信息纳入台湾的政治、社会脉络中，针对台湾文化的流动性（fluidity）及诡异性（或非理性）提出既由外来但又在地的批评，随着社会问题的呈现便提出各种适用的理论或相关的事件来应证：东方主义、市民社会、拟仿现实、魔幻写实、殖民论述等等，而且通常在批评对象尚在发展或余温犹存时，便针对现时而写，令人立刻有社会参与的热情，但同时又有旁观者的批判快感，十分酷。
在 60、70 年代的副刊评论中，总是某些政治人物或文坛领袖（如夏志清、徐复观、颜元叔等）被批判、挖苦、揶揄，但是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是整个社会及其身体的各部位（如舌、胃、脑等）成为检验的对象，文化生产及消费是就社会拟仿现实去制造信息的译码（decoding）及再译码（recoding），以便读者大众的知识欲求及其参与或旁观的行为可释出快感，以实时性（contemporaneity）与共同经验的组织性及可见性达成阅读社会文本的满足感。例如波湾战争的媒体战分析、美国第一夫人的发型与衣饰、流行音乐、上映电影或老电影评价，乃至生命共同体观念的解剖，南向政策的呼应与反省，或以一些田野调查为准的城市生活例证，政治人物的「给我报报」，新书评论等，无不立刻对现行的事件提供热情的报导，冷静而时常是暴炸或魔幻式的分析，虽然是以专业知识为出发点，却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融入文化批评与日常生活批判之中，使学院论述的严肃性降低，同时不断以非正典或通俗文化中的素材，去接触社会大众，但是又往往于简化专业知识之过程、将之大众化中，投射出专业的权威，以便作者的学术典范（也就是欧美文化研究理
为现时而写的实践批评与文化研究:台湾报纸副刊的晚近转变及其意义论）创造出阅读的欲望，让作者的知名度与作品所处理的公共议题形成某种共谋的关系，彷佛透过阅读活动，社会中正在形成的共同经验或生活脉络已经被一些专家加以组织，进而产生某种共识，可用更清楚而具批判力的观点去解构或重组社会现象。
专业知识的形象投射及其当下发现并组织社会共同经验的才能，乃是成功的副刊作者及文化研究者必备的条件，否则他（或她）只能打游击战，很快便被阅读大众所遗忘，或者不断以笔名、化名进行非主流（所谓的「边缘」）战斗。事实上，有不少学院或半学院人士常以笔名写较不具专业性质的文章，以歇斯底里或不太正经的方式，调戏一下国家机器、玩弄两性关系，但是又会以真名（并加上学院头衔）谈较正式的议题。这种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的互通及彼此疆界的交混或重新建立乃是副刊作家多元面目（personae）的一个要点，藉此形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制造出对方渴求知识、社会参与之欲望（the desire to desire），同时满足了作者的想象式社会参与，假设他人的热情阅读，并以镜映的自我凝视、跨出学院的藩篱，与群众站在同一阵线。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者虽打破高、低或正典与通俗文化之分，他们在副刊上的论述却投射出学院的权威，一方面与现时社会靠拢，另一方面则依赖既有的专业知识与大众知识之分野，巩固并复制了学院论述的效验（参考Bourdieu, et al.）。个中的原因是其行文所采用的术语、参考架构往往来自欧美文化研究或性别研究的理论，透过这些被拨用或「跨国本土化」（translocalized）的词汇与观点，本地的某些共同经验及其隐而不彰的层面才得以被人发现、阐明、修正或改革；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欧美文化理论一但发挥其说服力与诠释社群的权威之后，却往往被学者视作文化帝国主义的殖民霸权，作者于拨用「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形成的第三世界理论）之观点后，立刻采取后殖民的立场；或者是以跨国本土化的矛盾策略，将欧美文化理论拿来运用并加以转化，一如本地的肯德基鸡块是美国的架构放入土鸡身上，或可口可乐在本地以美商处方复制一般。
不管是采取后殖民或跨国本土的修辞与批评策略，双语知识分子常表达出既依赖但又力求独立的情节，这种情节又因为台湾人仍重视教授专业，以致于引发了另一种情节：学者既渴望社会参与，又试图维持其学术论述的地位，或者换另一种观点来说，读者渴望透过阅读专业的文化评论，能产生大众知识、组织共同经验，但又敬重学术权威，要求学院论述坚持其发言位置。由于这两种矛盾的情结，副刊上的文化评论虽揭橥公众事物（publicness）但却同时投射出操纵众人的公共名理（publicity），因此尽管在表面上触及国族、文化、社会、族群、性别认同及其价值的改造，实际上这种副刊上的批判文字只构成「产业化的公共场域」或「被操纵的文学公共场域」，随着读者个人的需要及其阅读习惯而被消费，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行动或政治集体意识。在有线电视发达的时期，观众可自由选择、参与，而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会如雨后春笋，在这个时期崛起．可能是得从观众消费去了解，而不是纯从文化评论的生产去分析、领会。
瓦纳（Michael Warner）与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们论及公共领域与文学阅读社群的关系中，均指出文学公共领域来自非常重要的修辞与伦理上的「无我」或「大公无私」精神，而且他们认为即使有文学舆论园地，并未必能产生公共领域与道德意识。只有在某些社会、宗教、文化脉络之中，透过文学创作与其阅读活动所缔建的抽象、超现实利益之共识，才能形成泰勒所谓的「形上议题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s）与其自由、开启、无我的公开讨论。在这种文学公共领域里，作者的「我」变成没人格、去利益的大我，因此是脱离个人、不致操纵他人的「非我」。就目前台湾新兴文化评论的社会关怀而言，其现实批判的意味似乎强过公开讨论与形成共识的作用，尤其在行文中所广泛引用的批评词汇刻意吸引某一类型的读者（而非大众）造成了区分（distinctions）的社会文化心理，反而更难达成共识，发挥文学的公共领域作用。
我并不想贬低副刊上文化评论的地位及其影响力，但是观察阶级与族群的疆界消除，次文化及消费行为的普及，乃至旧有台湾意识形态的余留成份等现象，也许我们对文化研究此一学院论述在副刊上的发展及其潜能不宜过于天真，反而应采用文化研究本身的历史观，清理出副刊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脉络，看他们如何与当代台湾的大众媒体、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彼此交织、牵扯，并且以文化研究的理论去了解社会文本如何被重新译码，并透过复杂的生产、行销机制被大众所消费。面对台湾逐渐形成的投票行为及威权式民意主义，副刊上的文化评论也许只能像傅柯所说得不断凸显他人与本身的冲突、矛盾，藉此产生新的权力关系及改革的可能性。
注释
1. 有关「实践批评」的概念，请见参考用书中 Foucault。本文基本上是用 Habermas 及 Negt and Kluge 有关公共领域及消费的论点。至于 translocalization，则请见 Dirlik 及 Rob Wilson 正付印的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Duke UP) 前。
2. 文化研究之崛起，往往被认为是法国学运、英美社会运动、德国劳工运动失利之后，学者以「霸权」针对而且取代了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被诟病为「政治上无伤大雅」或「政治上最安全」的纸上批判。这种见解相当流行，可见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Princeton UP, 1992）的编者导言。放在副刊的脉络中，文化研究的作用得与「副」刊的附属地位及其长期以来提倡非政治性的文学创作此一历史效验相互对照。许多副刊中的文化研究者也参与社会运动，但是他们的运动方式与劳工、妇女、学生的方式是有显著的差异。有关他们的领导霸权地位，曾有不少学生或更年青的学生在副刊上发表批评意见。
3. 据《当代》主编金恒炜先生说〈民意论坛〉是《联合报》因应台湾教授协会的退报运动而新辟的版面，其效果彰着，因此报社之广告以此一版面为其特色。见〈台湾新闻与大众媒体〉，发表于《回顾现代文学想象》国际研讨会，五月十六至三十，一九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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