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猫眼》中的儿童游戏

    [摘 要]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在其小说《猫眼》中,揭示了儿童交往中的阴暗面。主人公通过儿童游戏来塑造社会自我(指社会规定的自我形象),却只能以失败告终。游戏中渗透的男权至上思想决定了女性追求社会自我的不可实现性。
    [关键词]阿特伍德;《猫眼》;儿童游戏;社会自我;悖论
    Abstract:In her novel Cat’s Eye,Margaret Atwood reveals the dark side in children’s association.The heroine’s efforts to develop her social self—the self image prescribed by the society—through child games end but in failure.A male-dominated culture,as is reflected in the games,predetermines the impossibility of women’s pursuit of social self.
    Key words:Margaret Atwood;Cat’s Eye;child games;social self;paradox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以当代“加拿大文学代言人”[1]419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她的作品主题鲜明,独具一格,于平直中见深邃,于嬉笑怒骂中见沉重,“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命的价值的独特思考”[1]429。而小说《猫眼》的发表,则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阿特伍德的实力,它被誉为“阿特伍德到目前为止(1988年)最具艺术成就的小说”[2]17。
    《猫眼》讲述了中年女画家伊莱恩在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多伦多举办为期1周的画展时,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对童年生活绘声绘色的描写,尤其是对小女孩特有的言谈举止传神的刻画,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而作为儿童主要活动方式之一的游戏,则构成了小说中小女孩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本文将在分析儿童游戏的基础上,探讨小女孩如何通过游戏塑造其社会自我(指社会规定的自我形象)和这种塑造的不可实现性,揭示出女性追求社会自我的悖论。
    一、女性社会自我形象的塑造
    提及游戏,我们的思绪会不自觉地回到童年——每个人珍藏在记忆中一去不返的纯真时代。我们习惯于把童年等同于不谙世事的天真,把游戏看做是人类最单纯的活动。《猫眼》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作者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描述主人公10岁以前的生活,也是因为它深入挖掘了所谓“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形象的阴暗面:
    在8岁至11、12岁的同性孩子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小女孩之间的交往,往往容易为人忽视,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然而,当你与女人们交谈,涉及这一话题时,你会得到不同的回答[3]。
    正是这不同的回答,在作家的笔下,铺展成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
    在弗洛伊德看来,游戏是孩子们渴望长大成人,因而模仿成年人生活的儿童活动。看似单纯的模仿却是儿童接受成人世界中各种社会规范,并以此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过程。因此,看似无邪的游戏,实则承载着社会规定的,人们必须遵守并付诸实践的种种规则和目标。而小说中渗透着社会价值观(主要指社会对性别差异的强调)的儿童游戏,则决定着主人公自我形象塑造的不可实现性。
    主人公伊莱恩在举家迁往多伦多之前,与哥哥在北方丛林中玩的各种游戏,可以说是小女孩懵懂无知的心态的写照。在这类游戏中,小伊莱恩意识不到自己作为女孩与哥哥的差异,天真地以为这便是生活的常态。自我形象这一概念,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这种纯真注定要离她而去。小学课本里所展现的家庭生活,与伊莱恩一家相去甚远。书本和现实的差距令她不禁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疑虑,而插图中优美的小姑娘的形象,更是让小伊莱恩自惭形秽。临摹那些图片中的小姑娘则成了她“成长为女人的学徒期,通过模仿‘正确’的仪态和穿着来达到社会期盼的那种‘适宜于’女孩的优雅和精致”[2]40。从童年开始,所谓的女性形象,就已经借助着种种社会教化,灌输给小女孩。
    在加入多伦多的小女孩圈子之后,伊莱恩意识到自己需要改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需要再添置几件衣服”[4]46。她渐渐不再参加过去与哥哥常玩的游戏,而是改为与女孩们在室内玩,“起初我都觉得怪怪的很不自然,好像我只是在模仿女孩子玩一样。不过很快我就习惯多了”[4]49。游戏,不再是儿童随心所欲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活动,它们以性别为基准定义着儿童的个体身份,规定着儿童应扮演的角色。
    拼贴画游戏让伊莱恩了解了什么才是社会所期待的女性形象。这些剪贴而成的“夫人”形象刻板而虚假,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完美。正是游戏中这些让女孩们争相模仿,但与伊莱恩个性格格不入的“标准”女性形象,迫使她与伙伴们的交往变成了一种表演,就连“[她]的笑[也]是一种表演,是想紧紧抓住的一种常态”[4]188。可见,性别角色决定了女性“外在行为与内在真实体验之间的[必然]矛盾,[决定了她们的]社会身份与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自我之间的深刻冲突”[5]35。
    当伊莱恩的施虐者——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科迪莉娅出现时,游戏从自我约束,演化成了伙伴们相互约束的借口。女孩们以帮助伊莱恩改进为名,对她的一言一行无不横加指责和嘲讽。这种所谓的“改进”游戏令她无所适从,极度自卑,在评判的眼光下度日如年。游戏成了孩子们管束小伙伴的重要手段,其背后是一套严格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任何背离这类“常态”的言行都将受到排挤和打击。随着管束的升级,游戏也愈加残暴,“活埋”游戏暗示着伊莱恩精神上的死亡;而沟壑边的假戏真做则几乎让伊莱恩真的丧命。游戏将性别身份带进了小女孩的意识之中,同时,又以极不相称的严厉惩戒着那些无视这一身份的女孩们,迫使她们以与自我相剥离的痛苦方式融入这样的身份中去。  
    二、女性社会自我形象塑造的不可实现性
    面对这样残忍的游戏,伊莱恩选择了认同:“我不正常,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4]120。她想尽办法要使科迪莉娅她们满意,因为“我极其害怕失去她们。我想讨她们的喜欢”[4]122。处处自我压抑的她渴望被他人、被社会所接纳,而这种接纳却是以牺牲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为代价的。真实的自我被一个统一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自我所覆盖。别人的认同赞许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尺度。
    然而,正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特所言:“当某个群体的自我必须用社会信仰、思想和传统归化为令人生厌的模式时,其结果必定是十分有害的。”[6]拼贴画游戏制造出的“标准”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规定,它们如同一面镜子,能做的只是被动地反映男性的欲望、需求、价值观和审美观。女性作为人的独特个性和尊严,统统被抹杀了,剩下的只是男性臆想中虚假的女性美。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女人们永远都是有缺陷的,而其塑造完美自我的愿望也注定无法实现。
    这一充满悖论的现实反映了男权制下女性的艰难处境。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传世之作《第二性》中指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男性总是被理解为积极的一方,代表着常态和普遍的人性;而女性则具有第二等的形式,是常态之外的“他者”[5]6。那些片面夸大女性特征的刻板形象,一方面使男女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故而进一步将女性放逐到“他者”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男权社会控制女性的手段,女性只能去扮演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这类角色提供给女性的社会空间是如此狭小,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男性的支配地位。
    小说中,这类充满男权色彩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机制随处可见。首先,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是男权思想的重要壁垒,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有着母亲们所不具备的“真正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力量”[4]169。其次,性别差异也深入了儿童的社交心理。剪贴游戏为主人公打开了一个女孩的世界,伊莱恩惊讶地发现:“我用不着去多想这些玩意儿我是否做得很好,做得和男孩子一样好”[4]51。而学校教育则教会孩子们用各自的性别去区分并界定他们应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男权意识形态将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与社会性别地位混为一谈,再经由尊崇男性特质、贬抑女性特质的文化机制的作用,强化了性别歧视的社会运作模式[5]18。
    三、透视悖论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
    看似无邪,却渗透着男权社会性别差异说的儿童游戏,决定了女主人公社会自我的塑造过程。然而,所谓的“标准”女性形象只不过是男权社会用来控制女性的手段,是现实中的女性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正是追求与目标表面上的统一与实质上的矛盾,构成了女性追求社会自我的悖论,其目的是维护男权至上的文化霸权[5]55-56。 所谓的“女性气质”的神话背后,是女性自我认同的缺失和精神的贫乏。主人公常常陷入一种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nothing)的恐惧和无力中。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利话语的揭示,对种种社会机制的批判性思考,迈出了作家为弱势群体(包括女性在内)争取权利斗争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权利机制中,被殖民化的并不仅仅只有性别。种族、民族、阶级的殖民化更增加了作品的沉重感。其实,阿特伍德的作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透视西方种种社会规范束缚下,人性的压抑和个体寻找自我的不懈努力。她的第一部小说《可食用的女人》(1969年)以黑色幽默的犀利笔触揭示了西方盛行的消费主义使女性沦为消费品的社会现象;《浮现》(1972年)则以自然与现代文明的激烈冲突凸现女性身份探寻的艰难;《人类以前的生活》(1979年)追踪了表面循规蹈矩的几个主要人物想方设法逃避现实的双重人生轨迹;《肉体伤害》(1981年)见证了黑暗政治下人权遭受践踏的种种暴行;作品《使女的故事》(1985年)、《羚羊与秧鸡》(2003年)则承袭了赫胥黎《美丽的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来的反乌托邦传统,《美丽的新世界》通过预演未来影射当今社会对两性的双重标准,《一九八四》则勾勒出走上歧途的科学发展最终使人类灭绝的末世图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孜孜探索和对人类权利的密切关注,使其作品充满了社会警示般的讽喻色彩。
    [参考文献]
    [1]傅 俊.渊源·流变·跨越:跨文化语境下的英语文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2]Davidson,Arnold.Seeing in the Dark:Margaret Atwood’s Cat’s Eye[M].Toronto:ECW Press,1997.
    [3]Mansnerus,Loura.Different Brands of Meanness [J].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89 (138):35.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猫眼[M].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
    [6]翁德修.“疯狂”与女权主义——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德的小说《浮现》[C]∥秦明利.心灵的轨迹——加拿大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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