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_在线论文查询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Middle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53页。）。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注：〔美〕吉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注：Mills,C.Wright,The Power Elit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注：Bell,Danie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7.）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注：Mills,C.Wright,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65.）。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注：〔美〕吉尔伯特、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注：Bell,Daniel,"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2,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注：Bell,Daniel,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73.）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注：Ibid.,p.6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注：Vogel,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Second Edition,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First Edition,1963),p.4.）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注：Hsiao,Hisn-Huang Michael(ed.),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c Sinica,1993,p.3.）。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注：Pearson,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MacFarquhar,
Roderick(ed.),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注：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0页；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Szelenyi,Ivan et al.,"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Dilemmas for Social Policy in Contemporary Socialist Societies of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Comparative 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与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具体地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注：Goodman,David S.G.,"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杂领”，而不是单一的“白领”）。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9-160页。）；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注：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4.）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78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注：据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注：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南京〕《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注：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北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注：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北京〕《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注：“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注：富塞尔：《格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2页。）。布尔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注：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1984,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266.）。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注：Parish,William L.,"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in Waston,J.(ed.),op.cit.,1984.）。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0页。）。
四、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中产阶级的作为
在有关中产阶级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级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级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来，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托克维尔的观点，即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注：Tocqueville,A.de.,Democracy in America,Volume 1,New York:Vintage Books,1990,p.288.）。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注：Mills,C.Wright,op.cit.,1951,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的政治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级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级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级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注：Koo,Hage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ao,Hisn-Huang Michael(ed.),op.cit.,1993,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注：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级（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级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级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国内进行的多次职业声望调查中，与新中产阶级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中，有21种职业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权威、或具有科学知识、或具有复杂的技能和较高的收入；28种在60-80分之间，也多数是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两类人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群体的主干（《2000年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页）。），同时，由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级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级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与中产阶级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级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赛尔的《格调》、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 如果说老式中产阶级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级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一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级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级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而且会使布尔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级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间，单是南京这个无论是城市GDP总值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全国10名之外的城市，楼市和车市之火爆都令人瞠目结舌：两家河西三类地段均价皆在每平方米5000以上的楼市开盘，竟出现了购买者自带帐篷、安营扎寨，提前几天排队抢购的热潮；而为期4天的南京国际汽车展，有15万人光临，包括380万元一辆的劳斯莱斯在内的3000辆汽车被订走，交易额达3亿人民币，而其中绝大多数是私家车（注：孙巡等：“私家车消费动力何在”，〔南京〕《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B2版。）。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注：Goodman,David S.C.,"The New Middle Class",in Goldman,Merle,& MacFarquhar,Roderick(ed.),op.cit.,pp.240-241.），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级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注：Davis,Deborah(ed.),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Press,2000.）。
中产阶级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级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成长中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与《精品购物指南的》未来发展”，1997年。）。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最近，财政部长项怀诚透露，2002年7月1日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注：“项怀诚在亚行年会记者招待会上透露，7月1日起公务员将加薪”，〔南京〕《扬子晚报》2002年5月13日，A4版。）。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由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五、其他相关的问题及其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级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注：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级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级，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注：晓柯：“2002年让我们一起步入中产阶级的新长征路”，http: //fiannce.21cn.Com/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1年北京人均GDP为3000美金，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4000美金，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注：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级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级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育。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级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级”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级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