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国企职工社会心理承受力探析_在线论文查询
国企职工心理承受力的社会表征
20多年的改革历程使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但其坚韧性还有所欠缺，适应性还不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心理失衡导致对改革产生消极情绪。广大职工主观上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实际状况有着相当大的偏差。特别是当职工们习惯于在收入方面同高收入者攀比时，往往更觉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微乎其微。联系到物价上涨因素，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在下降。为数不少的职工则认为改革以来其个人经济地位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偏低，而且这一比例连年下降，与周围的其他阶层的人相比，其经济地位实在偏低。以上主观感受，加剧了国企职工的心理失衡。随着社会资源的日益丰富，获取资源的途径的多样化，以及个人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异向变化在今天已相当显著。原先享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工人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原有的政治上的荣誉感与优越感逐渐失落，他们更多的倾向于将自己的社会资源的所失同其他阶层的所得相比，因此这个阶层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改革的最大承受者。这种心理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疏导，极易产生对自身以及改革前景的迷惘意识，甚至对改革进程产生怀疑、消极情绪。
第二是浮躁心态导致无法及时把握改革机遇。国企职工原有的优势心理受到了诸如个体户、民营企业家、中外合资企业职工等阶层的重创，许多职工对自身在新的社会格局的位置似乎越来越难以理性化的确认，自己把持不住自己，唯恐自己的游移不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再次丧失千载难逢的机遇，一看到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机遇就想跃跃欲试，但一想到其意味着风险时，又犹豫不决，裹足不前，唯恐自己一次错误的选择，造成终身遗憾，追悔莫及，常有一种浮躁、焦虑感不断地煎熬着他们。
第三是不公平的心态致使对新分配制度产生认知误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中多数职工的公平观也开始由过去生存保障公平向现在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但也有部分职工仍停留在传统的公平观上，认为职工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不论职位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地位是平等的，在现代大生产分工协作条件下，既然企业生产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是所有职工联合劳动的结果，那么分配也应该平均分享，工资、奖金、津贴、福利等平均发放，而对改革后企业分配中引入市场机制，工资奖金、甚至住房都与个人劳动绩效与企业效益挂钩进行分配及其差距的拉开，表现出不接受，折射出职工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特别是伴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那些从生产岗位上下岗的富余人员及失业者的工资及其他收入骤然减少，更强化了其待遇不公平、地位不平等的感觉。
国企职工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社会心理反应
就目前来看，我国广大国企职工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滑坡、社会治安不稳定等社会不良现象存在着较大的不满，其中尤对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强烈不满。
对腐败的极大不满。腐败已成为当今广大职工十分痛恨的现象，许多职工认为就是由于管理者搞特殊化、大吃大喝对企业经济利益的侵占搞垮了企业。根据江苏省2001年9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腐败问题在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中排第三位，52%人认为多数领导干部是廉洁的，但有85%人认为腐败程度依然严重（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1页。）。的确，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领域、层次、类型已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严重性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在转型时期中国的腐败又有了新的特点：一是腐败现象有了公开化倾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似乎是司空见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已成为半公开的，彼此都在心照不宣中进行。二是腐败现象已深入各行各业，有行业化倾向。一些行业在某些所谓制度或规定下，乱收费乱摊派，建一个项目可有多少回扣等等。三是腐败现象的发展已经使包括职工在内的不少公民自觉不自觉尝试腐败带来的“实惠”。一些职工利用工作职业之便，贪占企业公共财物干私活等等。四是一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腐败行为。为政不廉的有权者为谋私利，制定所谓改革政策，为腐败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结果肥了个人和“小集团”，却坑了国家和集体。
对贫富两极分化与分配不公不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拉大，形成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极分化是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有压力的标志。改革本身是一个利益格局的整合过程，是要使参加改革的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益。由于国有企业的沉重历史包袱，由此而产生了巨额社会成本直接冲抵了利润，因而企业所具有的初次分配能力受到极大的削弱，职工的收入也随之与其他经济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拉开距离且出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从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在下岗职工中，低收入家庭占据半数以上，人均月收入为300元以下的，占54.3%。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在2000年7月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占19.7%（注：陆建华《社会发展进程步入全新的开放阶段》，杨家勇等《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及发展趋势》，载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51页。）。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开始对合理的收入差距有所认识，但对于那种因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手段而造成的人为收入差距依然不满。
当今一些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已完成“原始积累”过程，进入了资产增殖快、积累率高的快速发展阶段，个体私营及承包租赁者年收入比国有企业职工高出几倍甚至数十倍。随着国有企业实行多年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措施，职工收入不仅大大降低，甚至出现了新的贫困阶层。大多数下岗职工主要靠借债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维持生活，还有的人是靠原有积蓄。以苏州市为例，2001年上半年全市困难户的数量比1999年增加了18%，低于生活保障线（每月200元）的家庭数比1999年增加了202%（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421页。），而相对当前的物价水平而言，多数下岗职工生活拮据，处于困境之中。他们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食品支出上，倘若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则经济上将不堪负担。如在江苏省徐州市的调查中发现，因病致贫的有354户，占国企职工总数的48%（注：宋林飞主编《蓝皮书2002：江苏经济社会形势与预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由于生活陷入贫困，一些下岗职工的精神状态低落，就连家庭关系的和睦水平也有所下降。为防止两极过度分化，必须进一步强化税收、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健全法制，保护合法收入、限制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最低生活保障线；严厉打击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真正使广大职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走向共同富裕。
对社会风气滑坡不满。近年来，人们道德水平开始出现滑坡，社会信用度破坏严重，各种不良风气如诈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卖淫嫖娼等行为较前几年有所增加，严重损害着我国人民的整体精神风貌。当前社会风气日益不良的状况主要表现在：(1)社会道德的退化。许多老职工非常怀念20世纪50、60年代的良好而纯朴的社会风气，那时每个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很强，助人为乐已成平常事；(2)价值取向混乱。“拜金主义”泛滥，一切为己所想、为我所用的价值观念已是司空见惯之事。(3)责任、义务意识淡化。“完全贡献型”的人减少，“交换型”的人逐渐增多，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向社会索取，而不是该为社会尽点责任和义务。(4)以麻木冷漠的心态去处世。这种对社会冷漠的处世哲学已渗透进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灵中，见义不为、见死不救、肇事逃匿等现象已屡见报端。
社会情绪表达渠道的畅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不但是各阶层各群体一种正常的倾诉，而且也是各阶层各群体对侵害自身利益的一种自我保护，有利于各个阶层群体的沟通、协调和整合。当今，有利的社会环境，也让国企职工拥有自己独特的表达社会情绪的方式，其总体体现为三种。
第一，温和表达自己的意愿。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逐渐推进，越来越多的工人使用各种公共舆论媒介以及寻求各级正式组织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他们有的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各级党群组织等相关部门，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及愿望；另外，他们有的还通过正式舆论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非正式舆论媒介的社会舆论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比如城镇居民的街头巷尾的议论，往往成了表达不满、愿望和要求的社会舆论，这虽然是分散性、自发性的表达，但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压力。
第二，言行激进。这是工人不满情绪表达较为激烈的一种，也是争取并实现利益的直接行动。他们往往通过非正式组织，即按不同利益结成群体、集团，如各种规模不等、影响不同的自发性、行业性、综合性的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虽然带有自发性，但是在一定情况下，这往往是工人这一主体在其他不满情绪表达渠道不足以维护、争取自己利益时，采取的一种过激行为。例如工人面对企业法人的以权谋私、“参硬股”等非法行为、劳动争议等问题上，采取集体上访、罢工等形式。仍以江苏省为例，从1997～1999年第一季度，共发生了589起集体上访事件，国有企业154起，占总数的26.1%，1998年该省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1692起，其中与下岗职工相关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占20%（注：黄文虎主编《江苏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近期、中期对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95页。）。这类较为激进的表达方式，在转型时期应引起足够重视，若重视不够或处理不当，可能激化矛盾，甚至发生对抗。
第三，面对社会表现出冷漠麻木的态度。这是社会情绪表达较为冷漠的一种，对自己利益的实现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被动举动，面对腐败、社会风气等一切不良现象都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这种表达方式看似平静，但这确能使人丧失对社会的责任感，在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积极作用，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有关部门、组织失去信心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不良现象，是社会变迁发展中的不和谐之音，应当引起工会组织、党群组织等正式组织和部门的关注，并进一步做好有关方面的教育、引导工作。
强化国企职工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举措
目前，中国改革已跨入攻坚阶段，在这一时期社会各个层面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将会遇到传统体制遗留的实质性难题，社会的转型进入关键性的阶段。此时，稳定问题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此，只有重视社会稳定，社会体制才能按照一定规范有序运行。工人阶级的稳定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鉴于目前转型时期工人阶级的特点，应从大处着眼，既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深化国企改革，又要建立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减少失业，构筑再就业工程，以维护社会稳定。
首先，在社会分配领域，应更加注重分配机会的均等，兼顾分配结果的公平，维持工人阶级的群体利益与其他各阶层相对均衡。中国社会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在这期间，新旧利益群体将长期并存，因而一方面要尽力避免或减少传统体制的受益者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新的利益群体稳定发展的欲望得到满足。所以如何在各阶层或群体的分化、重组、摩擦、融合中保持平衡，是社会稳定得以维护的真正考验之所在。当前广大工人对按劳分配开始产生新的认识，对分配过程中权钱交易、非法致富等反应强烈。因此，在利益分配的调节上不能仅仅盯在收入差距的拉大，而要把注意力转向分配过程中去，理顺分配秩序，为广大工人提供平等参与分配的机会。
其次，继续深化改革，促进再就业工程，消除其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着眼，要有序推进再就业工程，为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奠定正确的思想基础。目前企业职工下岗人数增多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存在，有利于克服国有企业正式职工的“贵族”思想，打破平均主义和“铁饭碗”，可以使文化程度较低者和无技术人员转变择业意识，树立多元、多形式的新型就业观，并不断加强自身文化、业务素质训练，增强竞争能力。
从强化下岗职工价值观和提高再就业社会化程度着手，疏通观念障碍，使再就业工程由低水平向高层次发展，为促进社会稳定提供物质保障。突破就业的传统观念，强化职工的个人社会价值观，形成自强自立，由依赖性就业模式向创造性就业转化；对下岗职工的结构进行分析并分类进行就业指导，便于再就业工程分层推进，多渠道安置；优化经济结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为再就业工程找到根本途径。
从加强政策导向与法律保障入手，努力消除不安定因素，为再就业工程和社会稳定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加大政策导向力度，保证再就业工程的正确方向，加快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保持下岗职工的生活稳定；优化法律服务，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另外，在政治系统内部，应该继续强调建立有效机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防止权力市场化和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腐败。一方面，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和规定，明确规范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注：金太军等《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权力运作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当前尤其要尽快改变各级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对象的状况，使监督机构的财力、物力及人事不再依赖于其监督对象。总结起来，防止腐败需要强化权力制约机制，使之不能去贪；加强法制建设和监督网络，使之不敢去贪；加强廉政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之感到不应去贪；高薪养廉（注：这里所说的“高薪”，其中相当一部分应作为官员“廉政公积金”存入专门账户，待官员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给本人。），使之感到不值得去贪。只有腐败问题得到遏制，才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党和政府政绩与道义上的感召力，形成政治和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