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_在线论文查询
一、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考察
（一）英国
英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等课程。这些学院及其研究所是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9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机构仍是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主要组织。如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此外，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也有中国问题的研究所，英国中国学研究会等学会也发挥重要作用。英国的研究队伍虽人员数量不多，但其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成果却在除美国之外的英语国家中位居前列，在这些成果中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日渐增多。1960年创办的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份刊物《中国季刊》，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英国及西方国家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主要窗口和渠道。近年比较活跃的学者有格利格尔·本顿，他是英国中国学界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工作过，会说流利的汉语，以前曾在英国的利兹大学任教，现在英国威尔士的加第夫大学历史系任教授。
（二）法国
法国虽然是最早开展中国研究的西方国家之一，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中国学专家纪业马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才得以进一步展开。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主办的、在香港发行的《中国ｌｉàｏ＠①望》月刊，是惟一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文刊物。法国学者有“厚内薄外”、“厚今薄古”的研究传统。但自80年代以来，他们的研究开始向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方向转移。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当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是西欧仅有的收藏中外资料较集中的几个地方之一。9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经费投入有限，他们的研究队伍局限于20人左右，在年龄上呈梯队分布，各年龄段的学者都有成果问世。比较著名的学者除纪业马、谢诺外，还有毕仰高等学者。毕仰高是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欧洲汉学协会会员，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1994年在日本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一书。
（三）德国
德国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先后由原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自开展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德国统一后，原民主德国的洪堡大学和原联邦德国的萨尔大学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中心。汉堡亚洲研究所收藏的中文资料在欧洲相对占优势。但是由于经费、资料和语言的限制，研究人员较少。德国统一以及苏东剧变等诸多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有的研究和整理出版相关资料的计划。1992年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达成一项协议，联合编辑出版4卷有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曾计划在2001年底能全部出齐。这将对研究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等问题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
（四）北欧国家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四国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较少，而且大多是散落在各国的东亚或亚太研究机构之中，各国也只有一些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或博士。
鉴于分散研究带来的不便，北欧的学者愿意加强欧洲国家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于90年代成立了联合性的研究机构，以弥补各国研究力量的不足。例如，1991年斯堪的那维亚亚洲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北欧中国研究学会，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目的是加强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布罗斯加德组织了“东亚国家与社会”研究网络，进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增长的体制根源、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公民社会、宗教文化、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影响等课题的研究，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主要进行中国军事方面的合作研究。此外，欧洲国家实施的名为“埃拉斯穆斯”的研究计划正在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这一计划以荷兰莱顿大学为协调机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加入，该计划鼓励各国学生和研究者在欧洲内部进行学术交流，促进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计划每年都举行专题研讨会。北欧的研究队伍被分成三代：其中第二代被认为是与第一代完全不同、摆脱了中国官方资料束缚而进行研究的人员，他们的研究范围较宽，思维较活跃。1989年以后出现的以撰写博士论文为代表的第三代学者则倾向于民族关系、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政策的形成与贯彻以及目前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如公民社会、私有部门的作用。（注：《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00～613页。）
（五）加拿大
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但是真正得到发展还是在20世纪60年中期。80年代至90年代，是加拿大中国研究的大发展时期，成立了一系列的研究机构和组织。
加拿大亚洲研究会是最大的东方学研究机构，太平洋关系协会则是近代亚洲研究的中心，其中中国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有关中国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重要的著作都由该协会出版。协会的刊物《太平洋事务》是一本刊登有关亚洲事物的学术观点的正式刊物。高校是中国问题研究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多伦多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中国研究的两个中心。亚洲太平洋基金会资助当代中国的研究，《近代中国》是其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刊物，刊登了各国学者许多有价值的中共党史研究论文和书评。加拿大的研究人员由大学教授、华人华裔学者和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士三部分组成。陈志让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加拿大放宽移民政策，引用外国研究人员，利用网络向邻国美国索借图书资料为己所用，如陈志让就是从英国招聘来到约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加拿大正是以这种大力引进人才的方式使其中国学研究早出成果，快见成效。
90年代以来，受加拿大的大学经费减少的影响，中国研究的发展也受到限制。但是近代中国的研究多数是得到联邦政府的主动支持，他们把一些直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术问题组织成一个项目。加拿大政府直接参与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包括经费支持、学术活动的安排等。加拿大的中国研究发展得比较稳定，也比较适度，反映了加拿大的研究特性，即目标关系有限，缺乏中国研究的特有资源。政府的主动性在加拿大现代中国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提出了一些淡化意识形态但也注重实用性的研究课题。
（六）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各国同行的关注。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课程，并有了中国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90年代以来，以费子智、弗雷德里克·泰韦斯、尼克·奈特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十分活跃，不断带动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研究向专题化、规模化发展。澳大利亚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但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远东历史系和当代中国中心先后于70年代创办的《远东历史论丛》和《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一直到现在都较有影响，这两个刊物现已更名为《远东史》和《中国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它一直是澳大利亚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刊物，它所刊登的文章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澳大利亚学者对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研究的进展及最新动态，成为公认的国际性中国学的学术刊物。
荷兰对建立欧洲地区的当代中国研究网络较为重视。1993年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荷兰皇家艺术和科学院联合成立了欧洲高级研究院，成为欧洲的高级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培养相关的研究人员。目前，莱顿汉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三个收藏当代中国资料较为集中的机构之一。托尼·塞奇是该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代表人物，侧重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专题。
新西兰的纪保宁是个年轻学者，她多年研究革命根据地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研究问题。她在《中国季刊》第140期上发表的论文《延安道路与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探讨了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
此外，越南和韩国也在90年代继续进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尚未形成规模，研究成果的影响也相当有限。
二、英、法、德、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模式与特色
从近10年这些国家的研究状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德国等国受到政治、语言、资金等诸多因素影响，研究成果及其成果的传播有一定的局限。目前，这些国家在研究的理论和专题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点。
（一）研究范式与重点
1962年科学哲学研究者库恩提出并发展了“范式”这一概念，所谓范式，就是共同具有的方法、标准、解释的模式、理论或共同具有的知识。一定时期内占主要位置或有较大影响的理论观点在西方被视为学术潮流。如以往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等在学术界曾经有过相当的影响。一般的西方学者比较看重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否入流的问题。因为，离开了某种主要的研究范式，也就难于入流。由于这篇文章涉及的国家太多，也不仅仅局限在西方，我们难于将他们的成果统归于哪种范式。这里只能是依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较有影响的西方国家的研究情况而言。这些国家的学者与美国的同行联系比较紧密，研究范式受美国的影响也比较多。90年代以来，在“规范意识危机论”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情况。仅就我们所接触的一些来中国做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课题看，比较多的人侧重于微观的探索和个案的分析，他们认为只有对微观的、个案的分析掌握得越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才能把握得越准确。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比较分散，也没有占主流的理论观点。他们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上面。
从《中国季刊》、《中国研究》等影响较大的刊物所刊载的文章就可以看出，分析中共掌握政权以来的成功与失误，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思想、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的研究，成为大多数国家研究中共党史的主流。
（二）研究特点
与9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相比，近10年来各国研究中共党史出现了两大特点：
第一，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呈两种类型：越南、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南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中国或俄罗斯的传统研究模式，即就党史本身研究党史，研究的体例和风格也比较规范。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往往是党史、国史不分。特别表现在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多与同时期中国问题研究一起进行。受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的影响，他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除政治、经济方面仍然是研究重点外，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制、军事、文化、社会事物、两岸三地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呈上升的趋势。这是一种新的研究特点，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它对研究西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范式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跨国联合研究有一定的发展趋势。近年出现了比较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和成果。如前面提到的北欧诸国的联合研究；由几个国家的知名学者联合编辑出版专著或论文集。如美国的阿尔夫·德里克、新西兰的保罗·希利和澳大利亚的尼克·奈特合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评析》论文集。此外，哈泼书局出版的系列丛书也汇集了多国学者的论文。如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另一本由美国的齐慕石和塞奇合编的《关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概念》正是如此。参加这两本书编撰的作者有26人次，其中包括乔治·本顿、齐慕石、沈大卫、塞奇、毕仰高、泰韦斯等。法国学者毕仰高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现在已经真正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事业，现在的任务是扫除各国间的壁垒，在研究资料和研究项目之间共同协作。如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已经开展的“亚太研究计划”，欧洲联合会的“中国2000网络”，美国与日本的“与中国对话”，以及英国和日本的“当代中国对话”等，这将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的壁垒，但是更大的工作是需要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联合起来。
（三）著名研究刊物成为研究的主阵地
尽管在中共党史研究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处于前列。但是，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期刊却不在美国。这些刊物主要有英国的《中国季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和加拿大的《近代中国》。他们在众多的学术刊物中逐渐成为研究的主要阵地。
90年代以来，《中国季刊》继续发挥研究的主阵地作用，相继刊出了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辑；包括《邓小平专辑》（第135辑）、《〈中国季刊〉与35年变化同步》（143辑）、《中国经济演进》（144辑）、《变化中的中国军事》（146辑）、《当今台湾》（148辑）、《香港回归》（151辑）、《中国环境》（156辑）、《澳门问题》（160辑）、《中国的司法改革》（145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159辑）等。这些专辑中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问题的探讨，甚至研究一些具体的小县城和个人经历，绝大多数是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其中第六任主编沈大卫是一位很活跃的学者，他在任主编期间出了不少专辑。之后，他又将影响较好的文章编辑成论文集出版。
《中国研究》上刊登的文章比较偏重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多方面现象的分析研究，角度也较新颖，如“关系学”市场、国企的劳动力管理、个体经济协会的作用、农民与国家的矛盾等。第40辑是“变革中的亚洲社会主义”专辑，主要是对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为什么能站稳脚根，从历史的渊源到当今改革各有什么特点进行分析，试图找出社会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原因，找出社会主义在亚洲是否还继续发展的答案。
1993年以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中国季刊》登载了一大批有关中国研究的成果的书评介绍，学者们对当时的中国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评估。有几种典型的观点值得注意。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以奥弗霍尔特为代表，认为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另一种极端的看法是：中国是最后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萨特尔以及他的同事们却提出了介于二者之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有三种趋势，一是转型，二是衰退，三是经济霸权，政治专权（注：The China Quaterly,1994,Vol,138.）。
三、英、法、澳、加等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主要著作及其观点评析
英、法、澳、加等国出版的主要著作中，研究范围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其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这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包括：
一是专题研究，如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物专题研究，关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研究，关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等。
二是出现了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的中国问题研究做综述性评价的文章，涉及到的国家有加拿大、韩国、越南和欧洲一些国家（包括对北欧零散研究的分析）。这其中有本国学者对本国研究情况的评析，也有对他国学者研究情况的综述与分析。如美国学者评越南的当代中国研究，荷兰学者评欧洲的当代中国研究，丹麦学者评北欧的当代中国研究，日本学者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
三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作用。其中中美关系仍是研究热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代表学者，出版和再版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一）英国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格利格尔·本顿是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著有《1937-1938年新四军的创建》（1991年）、《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南方的战争》（1992年）、《中国的托洛斯基与民主》（1992年）、《陈独秀与中国的托洛斯基》（1994年）、《中共在华北、华中抗战比较(1937-1945)》（1996年）、《中国的城市革命：1921-1952年中国托洛斯基历史探索》（1996年），他还翻译了反映1925-1950年中共工人运动缩影的人物传记《郑超麟回忆录》。
英国的弗里德里克·李顿运用了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国的档案，并同时使用上海工部局的卷宗和原共产国际档案文件，撰文详细地叙述了牛兰事件的全过程。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工作人员，他和夫人汪得莉于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作者对牛兰所负责的工作职责、共产国际远东部在上海的活动、牛兰夫妇的身份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上文所提到的英国《中国季刊》主编沈大卫（1991-1996年任主编）是英国中国学研究的著名人物之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美亚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亚洲安全问题。1993年沈大卫编辑出版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该书汇集了18位中国学研究者从多个侧面分析介绍的美国研究当代中国的情况。1994年沈大卫与薄宾森（音译）合编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提出要从高起点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并指出，需要对中国对外政策做进一步多方面研究：如应从交叉研究、思想概念与实践、全球事务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政策比较等，力争做全方位的综合研究。1995年他又将曾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过的、影响较好的评述邓小平的文章汇成文集出版，名为《邓小平：中国政治家的形象》一书，内容涉及邓小平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邓小平的早期生涯，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作为革命战士的邓小平等方面。随后他又撰写以及与他人合作编辑出版了《1949-1995年的中欧关系》（1996年）、《中国读本：改革年代》（1999年）和《近代中国政府》（2000年）等著作。
施拉姆领衔主持了一项题为《中国的国家制度》的长期研究课题，得到了欧洲基金会的资助，将对中国国家制度、历史发展和现行结构进行评析，并最终形成一部两卷本的著作。
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斯著有《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注：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London:Hamilton,1993.）一书，认为邓小平把政治上的保守与经济上的激进结合起来。
罗伯特·本尼威克和保罗·威
近十年来英、法、德、澳、加等国中共党史研究探析格罗弗编辑出版《九十年代的中国》（1995年）一书。这本书由英国的21位作者利用普通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主要向学生和读者介绍中国90年代的发展和变化情况。罗伯特·本尼威克分析了1989年的风波。他不仅分析了学生的游行情况，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定方面的考虑。他认为，从国家角度来考虑，中国共产党被赋予维持国家内部稳定和防御外来威胁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目前的重点是维持政治稳定，目的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改革，并试图奠定经济发展的合法政治基础。
（二）澳大利亚学者的主要代表性著作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奈特与阿尔夫·德里克、保罗·希利联合编辑出版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评析》一书（注：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ies Press,New Jersey,1997.）。这是一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中的主流派所作，这些论文的观点基本上与以往的左派与保守派都不同。
主编者认为，1993年中国大陆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现了一股关注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毛泽东热”。从最表面的各种像章、张贴画，到各种诗歌、回忆录和学术讨论，这些纪念活动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含义。编者认为，虽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官方的评价，但是随着有关文件的不断公布，有关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而且会有许多不同的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是多样化的，他的影响也在走向全球化。由于多样化，人们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生平以及他的各种政策等的评价就不会停止在一些特定的结论上。在西方毛泽东研究中有左派，也有保守派，他们各持各的观点，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客观。编者在本书的导言部分详细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并进行了评价。
本书所收录的其他13篇文章的观点，都是比较“左”，或者比较激进的，编者希望从这些比较激进的观点中重新评价毛泽东以及他的一些活动。编者认为这些文章有一些创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罗宪·普拉斯奈克采用社会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毛泽东有关妇女的思想和政策，理查德·约翰逊采用后结构主义分析毛泽东思想，而阿尔夫·德里克则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文献。并对传统的要进行毛泽东研究，就要进行中国研究，要进行中国研究，就要学习中国语言的模式进行质疑。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介绍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特点，并对其中的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和主张进行了评价；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专门讨论了全球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影响，特别是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在南美、印度、越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比较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问题。英国的《研究与学习》1995年第10期刊登了他的文章，分析中共七大毛泽东领导权的形成及围绕此变化的中央内部的权力变化的问题，泰韦斯的研究特点是强调权力论观点。他所著的《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七大的召开》（1994年），这是作者利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的各种各样的资料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在党内享有最高威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党内制度如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事实上共产国际的行动和影响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作者指出，精明的毛泽东知道从列宁主义向具有个人魅力领导人领导的党的转变，要得到已经存在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和程序的支持，要得到党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要得到莫斯科的重要支持。
弗雷德里克·泰韦斯还与孙华仁（音译）合作出版了《中国的灾难之路：1955-1959年毛、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层与大跃进的出现》（1999年）一书。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探讨了“大跃进”的起源，以及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决策机制。作者认为，“大跃进”的出现是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中央领导层、政府的关键部门如国家计委、商业部和财政部以及省级和地方官员等，对“大跃进”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责任。
加雷思·埃文斯和布鲁斯·格兰特编辑的《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一书中，分析了澳大利亚由于参与美国冷战期间打中国牌，使中国市场未能全方位对澳开放的原因。作者认为两国建交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到199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且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中澳经贸关系将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乔纳森·尤格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由9位作者合作的书——《中国的民族主义》（1996年），论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保持政权稳定、经济增长和民族骄傲的核心理念，民族主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提倡。
科林·麦克凯拉斯是澳大利亚格里夫兹大学从事近代亚洲研究的教授。他在1989年著有《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注：Western Images of Chin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本书有三个部分：一是1949年到现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二是从过去到1949年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三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加拿大的麦克尔·盛著有《毛与斯大林：对手还是同志？》一书。著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公布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因此有必要对1950年以前的中苏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基于新的史料，作者认为，1935年至1950年间，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友好得多，斯大林与毛泽东是革命同志而不是对手，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意见是响应的，斯大林对这期间中共的政策制定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如，1945年8月21日，中共改变了于8月20日作出的占领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计划，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一改前一段时间对蒋介石邀请其到重庆和平谈判的消极态度，宣布他要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政策的改变是由于1945年8月20、22日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中共另一次重大政策的转变是1945年9月14日。由于苏联特使的延安之行，使中共改变了其南下发展战略为北上东北的发展战略（注：China Quaterly,1992,Vol,129.）。
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迈克尔·弗罗利克、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和林达·赫什科维茨，他们各自研究的都是同一类题目，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维克托里·福尔肯海姆探讨的是地区内的发展和不平等问题，著有《中国的地区发展：趋势与含义》（1994年）。迈克尔·弗罗利克则关注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著有《中国的第二次发展浪潮：长江地区》（1994年）。林达·赫什科维茨研究城市化趋势，著有《中国的地区变化：多维城市》（1995年）。因为他们的文章是为政府官员而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原创性的。
法国的毕仰高等人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著有《近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注：Lucien Bianco,Brian Hook,Kuan Hsin-chi,Gilbert Rozmar.,Tony Saich,Tanaka Kyoko,Jonathan Unger ang Ezra F.Vogel,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The toyo Bunko,1994.)(The China Quaterly,1995,Vol,143.)）。这本书对日本、北欧、法国、英国、美国等的当代中国研究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虽然都是研究中国问题，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各有各的研究特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对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中苏分裂以及早期的冷战对苏联和美国的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3年德国也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1995年）。魏格林在他的《古为今用》一书中，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角度对1945年来中共党史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情况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从革命到革命(1895-1949)》一书（上卷，1989年版）是法国和德国学者合作而成。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两国学者向以往西方研究中国革命史中的一些权威性的学术观点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论及1919年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开端时，不能再局限于周策纵论五四运动的著作；论及无产阶级罢工斗争时，不能只局限在谢诺关于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的论著上；在论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起源问题时，也不能仅局限于史华茨的著作。
1990年在荷兰莱顿和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讨会，托尼·塞奇和汉斯·范德文编辑出版这一研讨会的论文集《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观点》（1995年）。
本论文集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进行编辑。第一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以前的历史的；第二部分的文章是关于1927年至1937年农村土地革命的，这一部分原来关注得较少。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战争年代的论文。本书作者使用了较多新资料，但是没有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张永荫（音译）撰写了《1949年以来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一书，分析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影响。博米·罗伊研究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在其所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1998年）一书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的前景等进行了理论阐述。
关于当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是目前的研究主流，主要研究重要人物以及中外关系，有关研究成果的信息均刊登在上述提到的三份有国际影响的刊物上：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加拿大的《近代中国》和英国的《中国季刊》。
人物研究分两种形式：一类是《中国季刊》，请一些学者对近年逝世的知名中国学专家进行评价，其中与中共党史研究有关的人有，如第154期的戈登·怀特、第160期的邹谠，第158期的许华茨等人，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过中国问题，出版过有相当影响的著作。
另一类是关于人物研究论著，有里贝卡·斯蒂芬特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人》（1996年）。阿尔宾·麦克尔编辑的《江青传》，塞夸康·邵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基础》（1996年）。
关于中外关系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安尼·程的《越共与中共关系与第二次印支冲突1956-1962》（1997年）。赵纶盛（音译）的《演绎中国外交政策》（1996年）。丹尼·罗伊的《中国的对外关系》（1998年）一书，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经济与世界防卫体系、环球政治、地方关系、中国外交关系的理论体系。
四、从分析各国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了解外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并将关注的视角从美俄日三国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目的是更好地、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深入，因此，我们要对这一工作给予重视。在利用国外资料进行研究的同时，要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考证和辨伪，在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时注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谬误之处取严肃的批评态度，做必要的有理有据的批驳。
（一）继续重视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
应当指出，从借鉴外国政党兴衰经验教训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和评介工作，特别是国外对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比较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引起人们更多思考的是关于经济和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然而，也应该看到，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论界能否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西方学者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其观点并不都是客观的，我们的研究成果凝聚了许多人的研究心得，应成为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经验是可行的，外国的学者也是承认的。我们应关注国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80年历史的评价和分析，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总结和发展自己，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借鉴外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所作的比较研究的积极成果。这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不是权宜之计，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政党的地位和作用、运行的环境、执政权力的取得、运作及制约等方面多与我们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加强中共党史与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历史的比较研究，认真总结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拒腐防变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鲜活的反面教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原有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刊物都相继停刊，使我们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中，失去了重要的学术园地。这在当前国际化浪潮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个缺憾。
（二）应加强对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和学者成果的评析工作
国外刊登研究中国文章的刊物已有相当的数量，著名的中国学专家和论著也不少，由于语言以及交流少等原因，我们不可能对这些研究情况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其有影响的研究刊物和学者成果的了解，掌握国外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如《中国季刊》，已出版40周年，其间已七易主编，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述评涵盖中共党史的方方面面及各历史时期，许多权威学者在此发表论文，阐述观点，它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和中共党史研究与关注的趋向和成果。对其做系统的分析和评析将有益于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工作。
又如尼克·奈特，近年来他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如《李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生命与思想》等。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与许多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如认为，毛泽东是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将其应用于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重视对毛泽东思想本质做理论分析，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应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放入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研究，才能使这一研究有深刻意义可言。因此，有必要对他的著作及观点做重点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