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的编辑实践与思想理路_在线论文查询
[摘 要]作为一个学者,胡适的思想理路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着作中,同时,更多地体现在他大量的报章文字和报刊编辑实践中,编辑报刊成为他与现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特殊方式,他以启蒙立场关注社会现实,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公共论坛,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见解。
[关键词]胡适;编辑 ;报刊;思想理路
Abstract:As a scholar,Hu Shi’s ideas lied not only in his scholarly works,but also in his writings and editing fo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His work of editing for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 his particular way of connecting himself with the fate of modern China. Hu Shi concerned the social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lightenment,founded the public forum with his liberal ideas,and delivered his point of view for which he would always take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Hu Shi;editing;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idea
张灏先生在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进行研究时,将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称为“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这一时期,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报刊、在学校教书以及自由结社,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1]。从这一视角来考察胡适,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学者身份之外,还有一个编辑身份,他以学者身份介入社会,投身思想启蒙事业,正是通过报刊这一媒介实现的。他的思想理路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着作中,同时,更多地体现在他大量的报章文字和报刊编辑实践中。
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胡适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主编或参与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国学季刊》、《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可以说,他几乎一辈子都在与报刊打交道。在他晚年亲自拟定的口述自传大纲中,有好几章都以他所创办的刊物为题,可见他对自己编辑生涯的重视。
一、以启蒙立场关注社会现实
1922年,张元济、王云五、高梦旦等好友为胡适规划远景:专心着书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他们认为胡适太平和了,不配办报。而胡适偏偏选择了“下策”——以教授身份办报刊。
胡适主编的报刊大都寿命不长,《努力周报》的生命只有1年多,而最长的《独立评论》也只不过维持了5年多。但由他在报刊上发起的诸多讨论,却能串起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如《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每周评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努力周报》的“科玄论战”,《新月》的“人权与约法”讨论以及《独立评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辩。胡适在这些关乎思想革新、社会健全、政治清明的重要论战中,始终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心志,继续着思想启蒙的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刊的诞生总是对应着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如《努力周报》诞生于军阀混战时期,《新月》问世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期,《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之际。编辑报刊和为报刊写评论成为胡适与现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的特殊方式。
胡适不止一次在他的演讲中指出,“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2]。以学者身份办报刊,胡适的出发点或许正是要在这“变态的社会”和“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的情形下,以专家的见解和学者的良知,批评时政,启蒙大众。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俞平伯建议胡适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3] 。
《独立评论》某种程度上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胡适晚年曾这样回忆当时创办《独立评论》的情形:“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4]
国难临头,作为《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希望知识分子能通过批评与反思来关注社会现实。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独立评论》共出244期,这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为该刊发表文章总数(1 309篇)的10%左右。除了专制与独裁、实行宪政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外,面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对“日本人问题”的研究一时也成为胡适最关切的问题。另外《独立评论》还刊载了大量的农村破产、民生凋敝的报道与各种医治原则、手段的论述。对此,毛子水曾这样评价:“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5]。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从启蒙和传播的效果看,胡适编辑的一系列报刊正符合俞平伯所提出的“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的建议。从“文学革命”开始,胡适自始至终就提倡表达得“明白清楚”,陶希圣甚至认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6]。可以说,正是这种“深沉之思想,浅显之文字”有效地调和了学者与报人之间的身份矛盾。以《独立评论》为例,其社员和主要撰稿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研究人员,并且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他们却能以学者身份研究现实问题,并以纯熟平实的文字表达见解,这样既从各自学术领域的角度分析说理,又把道理说得明白透彻。唐德刚认为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是“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7]。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改造现代中国的襟怀和抱负,在思想上勇于开风气之先外,恐怕也不能忽视胡适思想的传播方式——报刊,以及他的报章文字“明白清楚”、广为流布的特点。
二、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公共论坛
早在主编《竞业旬报》的时候,胡适就强调办报“要有独立的精神”。这一编辑理念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创办《独立评论》时期。这份刊物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与利益集团,完全是由胡适和他周围的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公心”而自发筹办的,在经济上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按丁文江的提议,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经费,刊物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另外,刊物也不付给作者稿费,作者发表文章纯粹是出于发表见解的需要。
在创刊号上,胡适强调他们的办刊宗旨:“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在创刊1周年时,胡适又进一步补充说:“现时中国的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所谓“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8] 。
尽管《独立评论》同人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却从未因此为国民党不得人心的内政外交唱赞歌。如有学者通过研究《独立评论》发现:“到30年代,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一方面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从其执政的效果到其领袖的个人才能,从国民党员的素质到一党专政的制度,从三民主义的内容到国民党的哲学基础,简直把国民党批得一无是处。”[9]虽然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这样的解决方案,但对共产党的政治理想、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却不乏溢美之词。
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胡适所创办的刊物都在有意识地以自由主义的理念构建一个可以深入讨论、发表见解的公共论坛。在阐述自己心路历程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胡适希望《努力周报》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新月》月刊开辟有“我们的朋友”一栏,专载问题的讨论,并表示“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向上至少,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独立评论》创刊时即表示“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创刊1周年时又强调“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8]。
1922 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刊登了胡适等16名学者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文后“附白”:“一切赞成与反对的言论,我们都很欢迎,请寄到努力周报社,或寄给提议的人。”第4期果然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专刊,除最后一页是“对于本报的批评”外,其余都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共刊登来稿15 则,一些来稿后面,还有胡适具名的答复。而这一期“对于本报的批评”栏目,刊出批评来信两则,并附胡适的回复。这两封来信对最初两期《努力周报》的办报方针、内容都提出了批评,认为“无充分的精力”、“偏重空泛的学理”,甚至指出胡适自己的一篇文章《跋“红楼梦考证”》是浪费篇幅。1935年8月11日的《独立评论》编后记中,胡适特别记着:“郑昕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讲师。他在这篇《开明运动》里,很慈祥的鼓励我,也很严厉的责备我。我谢谢他的好意。”读者能够爽直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编者也认真予以答复,这不但可以见出胡适的心胸,而且还表明,作为一个编者,胡适努力以这样的方式让读者参与报刊的言论,共同构建自由讨论、平等对话的公共论坛。
三、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见解
为祝贺《大公报》1931年发行一万期,胡适撰写纪念文章《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总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可以说,“发表负责任的评论”也一直是胡适以学者身份办报刊的宗旨。
1923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生病住院,有人因此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10]
在为《平论》撰写的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可看出胡适对做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看重:“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11] 。
《独立评论》创刊时,胡适在《引言》中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在有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12] ?
1933年,因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同人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同时,针对董时进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胡适提出了“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他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晚年的蒋廷黻还提到《独立评论》的同人与《大公报》的关联:“我们之间,除了经常为《独立评论》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时为天津《大公报》撰稿。我们与《大公报》间从来没有默契,更谈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实上是共守相同原则的。”[13]从1934年起,《独立评论》社的社员丁文江、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蒋廷黻、任鸿隽、陈衡哲都先后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撰写了大量文章。而“星期论文”的开篇就是胡适撰写的《报纸文学应该完全用白话》。他共在“星期论文”发表19篇文章,其中好几篇又被胡适转载在《独立评论》。《独立评论》停刊后,大部分社员仍然在“星期论文”发表重要的言论。只是蒋廷黻上述有一点不确,那就是,“星期论文”事实上正是胡适与《大公报》合作的结果。胡适本人曾经回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划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这样,报馆的主笔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这种方式旋为国内各报所采用。”[14]《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之所以能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可以说,正是蒋廷黻所谓的彼此之间“共守相同原则”,而这一“相同原则”也就是胡适所认为的“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作为一个学者,胡适力求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负责任的态度构建一个公共论坛,改变整个黑暗、暴乱、急躁的社会现状。然而,《努力周报》谈政治“止了望”,《新月》为“人权与约法”惹出了风波,《独立评论》因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遭查禁。虽然屡屡遭到当局的粗暴对待,也常常被人误解,但胡适始终没有放弃以学者身份对社会发表言论的努力。胡适曾说:“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15]其实,胡适与他所代表的一系列报刊的公共舆论,又何尝不是代表着一个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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