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追寻_在线论文查询
摘要:《静静的顿河》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世界文学中颇令人争议的人物形象之一。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来看,葛利高里这一形象体现了肖洛霍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追问,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探索。葛利高里始终处于生命、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决定了他所具有的悲剧美学特征。
关键词:《静静的顿河》;葛利高里;生命意义;追寻
肖洛霍夫的力作《静静的顿河》问世以来经历了一个不断重读的过程,对其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评论也就有了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转折。在作品刚问世的20年代,评论家通常称他为“人民的敌人”,1950年代又认为他是“反叛者”,或认为他陷入了“历史迷误”,到了1980年代他又被推崇为“真理的探索者”。不管是将葛利高里视为“人民的敌人”的批评者,还是将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论者,都只局限在以社会历史价值确定人物的意义,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学价值或审美价值。肖洛霍夫推崇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生命形式,关注和赞美生命本能的冲动,力求生命更高的理想,力求用小说去关注生命存在的各种可能和形式,探索生命更高的尊严和价值。葛利高里这一形象其实体现了肖洛霍夫对人生历程的反思与品味,对生命意义及价值的追问,对人类本质问题的探索。
一、生命、情感和现实的冲突
《静静的顿河》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来表现葛利高里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生命特征,从对哥萨克传统习俗的描写来揭示主人公性格形成的客观原因。哥萨克民族是一个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而形成的民族。哥萨克一词源于突厥语,原意为“自由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生活在顿河边,草原上,大多拥有土地、衣食可以自给。这个民族既不同于沙俄大贵族、大地主阶层,也不同于普通的俄罗斯农民、工人。从哥萨克传统的民族特点来看,葛利高里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哥萨克。他生长在顿河边上一个哥萨克大家庭里,在民间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在自然的怀抱里,他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不仅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传统的群体性格,同时也孕育了他狂放不羁的天性和带有一种朦胧本能的反叛意识。这种独立不羁的气质和刚直孤傲的秉性使他不满足于这样平庸守旧的生活而向往更加广阔的自由天地。因此,他虽然和他的父兄一样,恪守着哥萨克的传统道德和习俗,为了维护哥萨克的荣誉,体现哥萨克的勇猛、强悍而毅然去当兵打仗,但他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盲从者,而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哥萨克。他对所闻所见的事都要经过独立思考作出判断,从不随波逐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了哥萨克的荣誉,他去当兵打仗。但是战争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杀人,使他善良的心灵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他对战争的最初反感是基于生命意识、生存本能和人道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他原先的信念逐渐动摇,从对战争的怀疑和反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思索着“为什么哥萨克背井离乡?为什么人们无冤无仇却互相残杀?”这些重要的人生问题,从而自觉与不自觉地寻觅自己的人生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葛利高里心中点燃了希望之火,在村里他最先参加红军,并因战功卓着而升为连长。从此,他企盼着走上一条新的生活之路。然而,他的所见所闻使他对眼前的道路又产生了怀疑,他觉得为人民谋利益的红军和白军应该完全不同。但是,眼前的一切使他极为失望,红军滥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在他看来是极不人道的,他珍惜生命的意识和热爱生活的秉性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在他负伤回家休养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和错误做法激起哥萨克的反感并被白军利用而发动暴乱时,他也被卷入其中。当时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地区建立的苏维埃新政权在那时并没有给哥萨克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仍然生活在压迫之下,一些红军士兵随意抢劫哥萨克的财物,侮辱哥萨克妇女……这样的现实是追求理想生命的葛利高里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又抛弃了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和希望。但由于他独特的秉性和特殊的经历,在白军中他也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但是,随着叛军的溃败,他再次看清了跟他们走下去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所以他又一次参加了红军,并因战功而受到红军的嘉奖。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受到红军的怀疑而复员,葛利高里也许就会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然而,也是因为他在红军和白军中的来回摇摆和特殊经历以及刚直孤傲的秉性,使他在红军中也得不到信任而被迫复员回家。这时的葛利高里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只希望与家人过平静的农家生活。但他连这一小小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在他的妹夫——村苏维埃主席科舍沃伊的逼迫之下,他仓皇出逃,走投无路之中偶然地投靠了佛明匪帮,但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深自责。他暗中等待机会脱离匪帮,计划带着阿克西妮亚逃离这个混乱的地方和年代。然而命运之神却总是捉弄他,让阿克西妮亚在逃离的途中惨死在他的怀抱里。这致命的一击几乎粉碎了他的生活信念。尽管如此,葛利高里也并没有彻底绝望,他仍然要顽强地生活下去,不管前面等待他的是生存还是死亡。因此,他不顾一切地又回到了家乡。这些描写充分展示了葛利高里顽强的生命意识和执着的追求精神。
二、追寻生命意义的悲剧美学特征
王玉莲:生命意义的追寻葛利高里是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他勤于思考,总是想搞清楚“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他希望在找到答案的同时能为自己找准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陷入苦苦的思索,茫然不知所措,这导致了他生命的悲剧特质。
对于初次参加战争的葛利高里,战场上对生命的杀戮带给他的是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他无法平静地面对战争中的你死我活。战场上的死亡本是家常便饭,但对葛利高里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人来说,虽然历经数年的战争,但他始终做不到冷酷、漠然地面对死亡,哪怕是敌人的死亡也让他内心备感不安。葛利高里最大的悲剧性在于,他内在的真实生命感受无法与历史协调,他无法戴上人生假面具,像间谍那样以双重心态苟活,他只遵从自由心灵的命令。
葛利高里这样在两个阵墚营中摇摆不定,反复无常,但却不令人感到憎恶,更多的赢得了读者的同情与喜爱。主要因为肖洛霍夫深得莎士亚创作的精髓,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与审美主体的片面性相比照,使葛利高里同样具有主体的单面癖性,揭示其顽固本性使之毁灭的无奈与可笑。如同哈姆雷特满足于延宕思考痛苦中的智慧快感,并始终忠实于这种奇特情欲,葛利高里同样忠实于更奇怪的情欲,心如铁石地追求专政体制下的内在心灵自由和生命的意义。他两次参加红军与来到妻子身边;三次加入叛军与投入情妇怀抱,都不仅是外在环境使然,而且也是主体内心世界发展变化使然。“为了把握生命自由,他遂上升为对自由‘殉道’的彷徨类人物原型而为时代所不容。”
葛利高里在很大程度上想超越和反抗周围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贬低生命的意义,漠视生命的尊严。他不停地追求,但他始终处于一种自我否定之中。他对人的爱与恨,对他所做的事情的憎恶与疑惑,对历史事件的拥护与反抗,回避与投入,一道要求主宰着他的灵魂,揉碎着他的心。一直觉得娜塔莉亚漂亮的他,突然会发现她很丑;他深深地爱着哥哥彼得罗,有时也会对哥哥流露出一种“愤恨的笑容”;革命军指责他有旧军官习气,而叛军却骂他是“红肚子”……他所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哥萨克的生活,不然他会像伊兹瓦林那样拥护卡列金,走他父亲走过的道路。他追求的也不是时兴的哥萨克的生活,否则他会像他哥哥那样走哥萨克集团死命对抗红军的道路,成为哥萨克军人集团意志的驯服工具。但它也没有超越哥萨克的生活方式,否则,他会在大战前带着情人投奔异乡,而不会在革命年代对红军进军顿河地区感到那么愤愤不平,视之为“侵犯”。这种奇怪的矛盾使他陷入了困境,最终毁灭。
葛利高里作为生命个体,有着美好的个性,他的向往和探索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顿河地区独特的地位和军事生活形成的哥萨克强烈的自我意识、整体感、内聚力、优越感和排外性一直左右着他,使他不可能彻底超越。他在颠沛流离中一直试图将自己融入到时代斗争、人民大众的洪流当中去,但他顽固的个性主义和怀疑一切的立场,使他最终未能实现与人民的结合。他在奋斗与挣扎中最后失败,不仅仅反映出一个个性主义者的生命悲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他有着对生命的无限热情和渴望,只是这种渴望无所着落。在经历了人生各种苦难之后,葛利高里将原始的激情消磨殆尽,也没有找到精神的归宿。
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和追寻,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卡西尔认为“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断探究它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审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态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对这种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肖洛霍夫通过对葛利高里命运的展示及其人物对生命意义的考问、探寻,表现出浓烈的生命意识。他对哥萨克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予以张扬、哀悼,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被卷进历史的旋涡中,还是在日常的劳作生息中,都在证明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展现着哥萨克在动荡年代的历史。葛利高里这一彷徨无奈地追寻生命意义的形象与西方现代派作家笔下孤独异化、缺乏信仰的典型有类同或共鸣,展示着小人物在社会巨大变动前无奈、扭曲的痛苦心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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