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深高新技术产业非制度因素比较分析 ——兼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优劣势_在线论文查询
从表1可看出，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三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增长点。2000年上海、深圳和北京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以下简称“高新产值”）分别以1427亿元、1065亿元和8677亿元列全国前3位。从增长速度看，1999年和2000年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2000年增速达到48.7％，高于上海和深圳同期增长速度。在高新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方面，深圳自1999年以来均在40％以上，居全国之首；北京高新产业比重高于上海，居全国第三，但其增幅却是三地中最大的，2000年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达到37.8％。
从高新技术企业（以下简称“高新企业”）发展情况看，北京高新企业数量最多，1999年仅中关村海淀园的高新企业就有4837家，远多于上海（905家）和深圳（142家）。但在企业规模上，北京高新企业的平均规模小，高新企业平均产值不足1600万元，而上海和深圳分别为1.25亿元和5.77亿元(根据《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报告2000》和《上海科技进步报告2000》提供数据整理)。北京高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特点也反映出小企业创业活跃，多数高新企业还处于初创阶段。
京沪深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特点鲜明，上海特点是高新产业总量大，比重和增速相对较低，高新企业平均规模较大。高新产业比重低与上海作为传统工业基地，其传统工业产值比重很大有关，但上海传统工业基础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的强劲支持是其它两城市无法相比的。深圳的高新产业总量和增速指标都较高，而且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最高，企业平均规模很大。北京的情况处于两者之间，高新产业总量虽不是最高的，但增速最快，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迅速提高，成为北京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扶持能力。在三地中，北京经济的特点是国
表1 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及增长率
注：北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
资料来源：《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深圳第三产业》2001；中国科技统计网站：1999年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统计分析。
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总量指标较高，人均指标低。在GDP指标上，上海GDP水平2000年全国排名第一，为4551亿元；北京GDP水平高于深圳，2000年居全国第二位。但在人均GDP指标上，北京人均GDP退居全国第6位，而深圳人均GDP水平跃居第一。2000年三地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增长最快，北京次之（见表2）。
从财政能力的比较看，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2000年在全国分居前三位。在人均财政收入上，深圳领先京沪居首位，北京最低，居第3位，可见北京财政能力相对沪深而言稍弱。在财政支出上，尽管北京财政支出只有上海的3/4，但其支出收入比却大于深圳和上海，财政承
表2 三地GDP比较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深圳第三产业》2001。
受的压力相对较大，由此可以预计北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财政扶持能力会弱于上海（见表3）。
表3 三地财政收支比较
注：表中未注明年份的均为1999年数据，下同。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三、京、沪、深三地科技发展水平
科技发展水平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定因素之一，其中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是评价一个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以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和高等院校为对象，从资金和人员投入两个方面比较三地的科技投入水平，以专利数量、新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市场成交额三个指标衡量科技产出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本文考查的三地科技机构由独立核算的科研机构、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属技术开发机构和非独立核算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科技活动机构构成)。
（一）科技投入水平
1.科技经费投入的分布。在三地中，北京科技经费投入总体水平最高，其中绝大部分科技经费投入来自科研机构，而企业研究开发（R&D）支出偏低。1999年北京R&D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17.9％，R&D占本市GDP比重达到了5.59％，远高于上海1.26％，深圳2.23％和全国0.83％的水平，从总体水平上看，北京科技经费在全国是最充足的。
从各机构的R&D支出来看，北京的科研机构可谓“一枝独秀”，其R&D支出占全市总支出的81％，而企业和高校支出之和还不足16％。相反，深圳则是企业R&D支出占70％。上海居于二者之间，企业略高，占47.6％，科研机构稍次之，占34.6％，高校支出比重高于北京（见表4）。总的来看，北京企业R&D支出比重在三地中最低，仅占6.1％，与上海和深圳相差很大。
在反映科技经费投入密度的人均科技经费指标上，北京人均科技经费12万余元，其中科研机构投入密度最大，人均经费近16万元，远高于企业（7万元）和高校（5.8万元）。上海人均经费略低于北京，其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经费投入密度基本相当，分别为12.49和12.39万元。深圳的人均经费总体水平最少，仅有北京的1/3强，但企业经费密度却是三地中最高的，为13.93万元。从企业角度看，北京企业经费密度是三地中最低的，分别比上海和深圳企业少5.42万元 和6.86万元（见表5）。
表4 三地科技投入比较
注：①深圳数据为科技经费筹集总额。
②三种研发机构所占比例之和不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表5 人均科技活动经费占有量(万元/人)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2.科技人员的分布。科技人员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投入和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在此采用科技人员密度这一相对指标进行比较。北京每万名从业人员中有280名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密度高于上海而低于深圳。在科技人员的分布上，北京有约60％的科技人员集中于科研机构，而上海的这一比例仅有30％左右。北京企业所占比重仅有约20％，而上海和深圳的科技人员分别有50％和90％集中于企业。科技人员的分布在1998和1999两年有所变化，北京科研机构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61.44％下降到1999年的59.56％，企业和高校中的科技人员比重分别增加了1.8和0.09个百分点。上海企业比重下降了6个百分点，科研机构和高校比重都增加了3个百分点（见表6）。
从以上三地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分布情况来看，上海和深圳的科技活动都以企业为主体，经费和人员投入力度是各机构中最大的，尤以深圳最甚。北京的科研机构无论在经费还是人员投入上都占支配地位，是北京研究开发活动最主要的力量，也是产生科技成果的主要源泉。相比之下，北京企业无论在经费还是人员投入上，不仅远低于本地科研机构，与上海和深圳企业投入水平相比也相差较大。
表6 科技活动人员的分布比较
注：不同于北京和上海，深圳企业办的科研开发机构中包括大中型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自办的研究开发机构。因此其大中型企业一栏中指的是全部三种类型所办研发机构。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深圳市统计信息局：1999年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企业科技投入。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但三地的企业在研发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尽一致，表7对三地企业科技经费投入情况进行了比较。上海企业的科技经费筹集额和支出额最高，而北京企业的科技投入总额不足上海的1/5，仅比深圳略高。在人均指标上，企业科技人员人均科技经费占有量深圳最高，1999年为14万元，北京是上海的1/2强，不足深圳的1/3。在企业科技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指标上，1999年北京为1.13％，分别低于上海和深圳1.14和0.58个百分点。从1999年企业科技投入的增长情况看，北京企业科技经费投入和支出增长迅速，分别比上年增加了76％和78％，而上海仅增长13％和4％，深圳也仅为8％和20％，从而使经费投入和支出总额超过了深圳，但仍与上海差距很大。北京企业科技支出的增加也反映在其占GDP比重的较大幅度增加，1999年增加了0.44个百分点，而深圳仅增加了0.04个百分点，上海则下降了0.09个百分点（见表7）。
表7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投入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和2000年；《相关城市统计年鉴》1998，1999和2000年。
在企业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北京企业科技人员占全部职工比例从1997年的6.89％大幅下降到1998年的5.28％，1999年又回升到6.5％，不过大趋势仍是减少了。同期上海企业科技人员比重从1997年的5.79％猛增到1999年的12.54％，使北京从高于上海1.1个百分点变为落后上海6.04个百分点，落后深圳6.3个百分点，是1999年三地中企业科技人员比重最低且唯一没有超过10％的（见表8）。
表8 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职工比例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
从上述各项指标的比较可看出，科技经费投入低、科技人员相对不足，使企业成为北京研发活动中的薄弱环节。它势必降低企业创新能力，造成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化相脱节，对企业和产业技术进步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以下对科技产出的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研究力量的失衡产生的后果。
（二）科技产出水平
1.专利情况。专利情况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北京的专利批准量在全国占有重要份额，1999年达到6.33％，远远超过上海和深圳的同期水平，并在1997年至1999年保持了与上海和深圳基本相当的高速增长（见表9）。
表9 专利批准量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
从授权专利来源看，尽管北京企业专利产出占较大比例（22.97％），但远低于上海（51.6％）和深圳（60.9％）水平，而高校的专利产出比重则高于上海。从变化趋势看，从1997年到1999年，北京企业和高校在专利产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企业专利产出从1997年的18.99％稳步上升到1999年的22.97％，高校专利产出也从3.52％增加到3.89％；而同时科研机构专利所占比重却逐渐降低，从1997年的11.45％下降到1999年的9.42％（见表10）。同期上海的科研机构、企业和高校的比重都逐年增长，与北京科研机构和高校所占份额的差距正在缩小，科研机构和高校对研发活动的作用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
北京和上海的共同之处是企业所获专利最多，科研机构其次，高等院校最低，而且企业所占比例均逐年增长。相对于上海，尽管北京企业的专利比重逐渐增加，但与上海企业比重的差距仍基本未变，同时北京的科研机构在研究开发中的作用有所下降，研发效率也在降低。
表10 授权专利结构(%)
注：深圳工矿企业占专利比例为申请专利比例。
资料来源：《深圳市科技统计要览》1991—2000；《深圳年鉴》2000；各城市1998年至2000年统计年鉴。
2.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绩效，以新产品利税占利税总额的比重表示。1997年北京的新产品利税比重为17.19％，比上海低16.3个百分点，这一差距在1998年缩小到9.4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缩小的原因并非由于北京企业新产品利税比重的大幅提高，而是由于上海企业新产品利税比重比北京企业更大幅度的下降造成的）。虽然上海也经历了1998年的新产品利税比重大幅下降（从1997年的33％到1998年的17％），但1999年即回复到26％的水平，而北京仅从1998年的7.8％小幅回复到1999年的8.13％，由此导致1999年与上海的差距扩大到18.2个百分点，比深圳也低17.83个百分点。这种差距的扩大可能是由于新产品数量相对少或新产品相对盈利能力低导致，但都显示出北京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上海和深圳企业的差距不是接近了，而是扩大了（见表11）。
表11 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利税占利税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同上表。
3.技术市场成交情况。技术市场是技术成果交易的集中场所，其活跃程度也是对科技产出的一种衡量。北京技术市场交易很是红火，1999年成交额达92亿多元，是上海的2倍多。红火的技术市场说明了北京的研究开发活动活跃，蕴藏了丰富的亟待市场化的科技成果。
表12 技术市场成交额情况(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年和2000年。
四、京、沪、深人力资本情况
人力资本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资源，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供应和人才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情况反映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级专业人才的本地供应情况。北京雄厚的教育实力为本地提供了充足的高级和中级专业人才。1999年，北京的64所高等学校和112所中等专业学校共培育出77573名毕业生。上海的毕业生供应情况与北京相差不大，而深圳由于仅有2所高校和8所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力量薄弱，明显本地人才供应不足（见表13）。
表13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情况
资料来源：《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0。
以下从专业科技人员结构和高新企业人才结构两方面，进行地区现有人才结构的比较。鉴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以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为代表对专业科技人员的结构进行分析（见表14）。深圳的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密度最大，高于北京和上海1个百分点。在专业分布上，北京教育人员占人口比例为1.5％，工程技术人员占1.08％，科研人员占0.62％。其中，工程技术人员比重分别低于上海和深圳0.1和0.15个百分点。科研人员比重与上海接近，低于上海0.07个百分点。教育人员的比重在三地中最高。上海专业科技人员结构分布与北京相近，其中科研人员比重最大。深圳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最高，科研和教育人员比重比北京和上海低得多。以上数据说明了北京和上海在人才培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人才分布较为均衡，研究开发基础较为扎实。北京长于人才培育，上海长于技术的应用开发。深圳的应用开发力量最强，但在人才培育和科研方面则弱得多。北京企业从事新产品研究开发的企业科技人员相对不足。
表14 国有经济企事业单位专业科技人员占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相关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
在高新企业的人才结构方面，北京高新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素养较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50.6％，初级以上技术职称占55.2％。上海这两项指标则明显低的多，分别只有42.78％和34.33％。深圳高新企业显示了很强的人才高素质倾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78.84％，初级以上技术职称占72.07％。总体上看，北京高新企业有较强的人才储备和研究开发实力。深圳高新企业对人才储备最为重视，拥有很强的技术实力（见表15）。
表15 高新企业人才结构比较(%)
注：北京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海淀园数字。
资料来源：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数据报告；深圳科技纵览2001；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年发展数据报告。
从人力资源的成本来看，北京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在1998年高于上海，但1999年上海年平均工资增长73％，从而超过北京工资水平。1999年北京劳动力成本是最低的，深圳最高，达到年人均2万余元。北京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源成本的优势在于有利于降低本地企业成本，但同时也对吸引人才和技术工人，尤其是对收入敏感的高科技人才产生不利影响（见表16）。
表16 职工年平均工资比较(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2000；深圳《统计信息年鉴》2000。
五、京、沪、深信贷规模比较
对地区资金供应能力的比较仅从信贷资金方面进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是地区资金供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贷款余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的资金需求和实际供应规模。北京存款余额在三地中是最高的，1999年达到8267亿元，可贷资金充足。而同期上海只有6270亿元，但贷款余额却连续两年低于上海，造成了很大的存贷差。在三地中，尽管北京的存款和贷款余额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其它两城市，但唯有北京的存款余额增长率高于贷款余额增长率。其直接后果是企业贷款难，北京信贷资金供求矛盾的状况相对于其它两个城市可能更为突出。(见表17)
六、结论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京沪深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各有优势和不足，表18对三地主要指标排名进行了汇
表17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相关城市统计年鉴》1999和2000年。
总。在此主要针对北京发展高新产业的优势和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一）北京的优势
北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小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
1.科技资源优势。科技投入充足。北京的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无论在总量还是密度上都是全国最高的。在科研上的高投入为科技成果的产生和长期技术积累提供了资金和人才保障。
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力量雄厚。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科研机构，高校研发机构。这些科研机构有充足的经费和科技人员从事科技研究，有能力为高科技产业应用和转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
科技成果丰富。专利产出和活跃的技术市场都说明了
表18 三地主要比较指标排名总览
注：以上名次均按由高到低排列。1为最高，3为最低。
北京是科技成果的高产地，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
2.人才资源优势。高素质人才供应充足。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高等和中等院校，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还应包括全市17万多名科技人员等。北京齐全的专业门类、高素质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北京吸引高新企业及推动高新产业发展的主要优势之一。
3.小企业创新能力强。小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北京工业的特点，在高新技术产业尤为突出。在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小企业通过积极创业和对科技成果的引进开发，成为促进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中型企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和缺乏大企业的支撑，总产值相对较低。因此，应建立健全小企业服务体系，维护小企业的创业积极性，促进小企业更好地发展，保证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
（二）应予关注的问题
科技和人才优势为北京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北京与上海和深圳相比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距，有些阻碍高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要予以解决，主要有以下三大问题：
1.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大中型企业在研发资金和人员等方面具有小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有产生更多创新成果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能够发挥对高新技术的吸收和对高新产业的支撑作用。相比之下，北京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投入水平低，资金和人员的匮乏从源头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使其远远没有发挥在研究开发活动中应有的主导作用。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低反映在，大中型企业R&D支出所占比重仅有6％，而上海和深圳分别达到48％和69％，人均经费也与上海和深圳差距很大。虽然1999年企业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但仍与上海相差60多亿元。科技人员投入水平低是指，从整体上看，分布于大中型企业的科技人员比例很低，仅占全部科技人员总数的20％左右，而上海和深圳则分别为54％和93％。从大中型企业内部看，科技人员比例同样偏低，其份额只有沪深水平的一半。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了企业对技术创新有所忽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缺乏有利于吸引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人才流失严重。
二是企业研发能力和效率低，表现在技术成果少，新产品盈利能力弱。在专利方面，北京企业专利比重严重偏低。1999年北京企业专利比重仅占23％，比上海和深圳分别低了约30和40个百分点。在产品创新能力方面，虽然1999年大中型企业经费投入大幅增加
京、沪、深高新技术产业非制度因素比较分析 ——兼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优劣势，但新产品开发能力与上海的差距却进一步加大，新产品利税比重与上海的差距从1998年的9.47个百分点上升到1999年的18.2个百分点，与深圳也相差17.83个百分点。
北京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下降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与上海和深圳企业的差距有扩大之势。反映出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大中型企业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支撑作用，这一问题成为制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大隐患。因此，提升北京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企业在研究开发活动中应有的作用，保持高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北京需要予以足够重视的问题。
2.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没有明显好转的同时，科研机构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和研发效率有所下降。主要体现在科研机构的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的比重降低两个方面。北京科研机构的科技经费投入比重基本稳定，科技人员比重从1998年的61％下降到1999年的59％。与此同时，科研机构的专利比重降低较为明显，从1997年的11.45％下降到1999年的9.42％。而同期上海科研机构在科技经费比重从41.9％大幅下降到34.6％的情况下，人员投入和产出比重却有较大幅度增长，其科研机构的人员比重从1998年的26％上升到1999年的29％，专利比重从1997年的3.45％上升到1999年的5.29％，表明上海科研机构的重要性逐渐提升，效率不断提高。无论是否受到科研院所转制的影响，北京在企业创新能力未有明显增强的情况下，科研院所创新能力的削弱，将动摇整个技术创新链条的基础，不利于保持在这一领域的已有优势，更不利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潜力。
3.信贷资金供应相对不足。北京的银行“惜贷”行为导致了信贷资金供需矛盾较上海和深圳更为突出，使得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受到抑制。应加强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开辟多种融资渠道，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