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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_在线论文查询


从霸权稳定到契约和平的经济学解释:一个模型  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美国的一国独霸,其经济军事实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匹敌的。纵观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现在“美国治下的和平”,20世纪70年代,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了霸权稳定论,用以解释霸权存在的原因、现实和意义。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霸权稳定”并不稳定,它也只是一种中间状态,它发展的结果应该是“契约和平”的时代。(注:此处的契约不仅仅指有形的约定,如国际惯例、规则等,还包括相互认同基础上形成的隐性契约。)本文旨在阐述从霸权稳定转向契约和平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霸权稳定和契约和平:比较分析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吉尔平等人补充成形,加以完善。(注:详见Robert  Keohane,“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gimes,p.1967—1977”in  Oie  Holstied:Changes  inthe  International  System,Boulerco.Westview  Press,1980.)
  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这时需要基于各国的实力进行权利的分配,从而出现霸权国;霸权国要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该理论的观点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霸权的存在是特定经济秩序存在的保障,即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需要霸权的维护。霸权绝对和相对势力的下滑会导致秩序的紊乱。当霸权国明显强于他国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要稳定于霸权国权力下降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其次,霸权国要提供整个体系中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集体物品”,例如国际经济制度的维持,包括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为保证这一整套体系正常工作的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注:国际安全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公共产品,主要是因为在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不论受益国是否付出相应的维持成本,任何国家都享受到其稳定带来的收益。)公共产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决定了“搭便车”现象的必然存在,从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国际上需要一个相应成本承担者。在一国范围内,公共产品往往由政府提供,政府是成本的承担者。在国际范围内,在真正契约式的联合未能实质性形成前,需要霸权国成为成本承担者。同时,成本的担负会使得霸权国不甚重负,导致霸权的衰落和霸权国的更替。(注:正如全面所讲的从“罗马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到现在“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变更。)
  与霸权稳定论相对应的是建构主义学派的契约和平论。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主要决定于共享的观念而非物质力量,有意图的行为体的认同以及利益也由这些共享的观念建构而成。也就是说,由观念建构而成的国际制度从外部和内在两个方面同时约束和重塑着其间国家认同以及由国家认同界定的国家利益认同。只有在意识观念认同基础上建构起的契约组织才能产生最终意义上的权威,从而造就稳固的国际秩序。现存的欧洲联盟在某种意义上是契约和平的一个区域性的例证,标志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即世界各国应充分相互信任,构建集体认同基础上的最广泛的契约联盟。
      二、从霸权主义向契约联盟的和平演进(注:这儿的“和平演进”是指“国际政治中的体系变化、格局转换、形式发展不以战争形式来进行或实现,国际体系不以霸权争夺的战争来完成更替”。(参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213).):一个模型
  在看得见的时期内,霸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从更长远来看,霸权的存在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它只是人类社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霸权主义仍需要发展,契约和平是它的高级形式,演进方式可能存在一条和平变迁的路径。
  回到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霸权国之所以有金德尔伯格等人所认为的有动机提供诸如国际安全、自由贸易、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公共产品”,乐于承担维持该套体系的大部分成本,是因为成为集体物品的提供者和成本承担者能够给霸权国带来额外的收益。权衡付出的成本与收回的好处,收益要大于成本。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权威,霸权国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输出公共产品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在一定范围内建立起所有活动主体关注和应遵循的惯例和规章,确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可以说霸权国“创建”了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国际规则和秩序”,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在获得国际霸权之前的阶段,霸权利益存在一个持续上升的阶段,表现为一段上抛的曲线,此时竞争国会努力扩张壮大自己的实力,去获得世界霸权;当获得霸权地位,此时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续存;随着霸权地位的确立,公共产品提供的重担越来越多的压到了霸权国身上,同时霸权收益强大的驱动力会促使其他国家也不断的谋求霸权地位,从而潜在的对现存的霸权国产生威胁,迫使霸权国付出日渐增加的维持成本。这些日益增长的成本逐渐消耗霸权国的实力,最终导致霸权国的衰落,新霸权国的出现,从而完成霸权对霸权的替代。其间的机制可以由下页的图进行解释。
  以前阶段:表示甲国能在此阶段获得的霸权收益持续上升,霸权加速形成;
  中间阶段:霸权已经形成,霸权收益达到峰值,并持续一段时间;
  之后阶段:霸权收益开始下降,甲国的霸权国地位接受挑战,逐渐衰落。
  对于利用甲国衰落的契机逐步获得霸权国地位的乙国同样存在类似的收益曲线,如图中所示。
  附图
  图一只是给出了一个就霸权更替过程中的比较静态分析,那么是不是说霸权更替是一种常态,会无休止的更替下去呢?其实不是的,只需在霸权收益和契约和平收益之间作出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霸权稳定走向契约和平的可能性。
  显然,当图中所示情况出现时,即当成为霸权国的收益不及达成互信契约下得到的收益大时,国际范围内契约自然会形成。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一种必然趋势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作为霸权国的霸权毛收益(注:此处的“毛收益”与“净收益”相对,是指没有去除维持霸权成本之后的霸权收益。)正在日益增加,但是霸权国为获得这种收益要付出和承担的成本的增加会以更快的速度蚕食增加的收益,从而导致霸权净收益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契约联盟中,各参与国相互之间充分信任、相互认同,契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彼此间交往的成本,促使各国逐步放弃“自我”的概念,追求世界整体范围内的帕累托最优。(注: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增加一人的福利必然以减少他人福利为代价。)此时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机制才是最稳定的,因为大家对此都持认同态度能够在不损失原有效率情况下,促成维护这一体制成本的最小化,所以给各个参与国带来的收益会不断增加。比较两方面的消长,可以得出,契约和平替代霸权稳定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三、契约和平必然代替霸权稳定:现实表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唯一超级大国,如今的美国已经夺得了超霸地位,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过程与上述理论有不少拟合之处。
  以冷战结束为起点,为夺取和巩固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采取了新的全球化战略,将自己首先定位于“倡导者”的角色,其次是本国利益和民主自由价值得保护者。其后果如何呢?自1992年全球化的呼声达到高潮到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欧洲国家开始相继陷入经济衰退,短短几年间,美国通过鼓吹经济自由、贸易自由等手段,不仅将极不发达国家排斥在全球化之外,还通过国际资本运动,让新兴工业化国家、日本、欧洲等国成为牺牲品,(注:有资料显示,美国资本利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机会,以低价大肆收购。如美国旅行者集团出资2200亿日元,控制日兴证券25%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短短数月,东盟诸国损失数千亿美元。这些损失的财富主要被投机性的美资对冲基金和美欧金融资本所掠夺。)用以换取美国长达九年多超长周期的经济增长。
  作为国际性合作组织的成员,美国起到了主导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三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在建立之初的基本规章都是按照美国人的意志制定的。80年代以后,美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攫取更大的收益,利用在组织中的主导地位,竭力主张按照自己的意志修订和完善这些规章,譬如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信息化的协议,就是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制定的,它的出台不仅符合了美国发展的需要,更为美国执世界信息化之牛耳,推行“信息霸权主义”提供了依据。
  通过牢牢控制国际金融组织,美国以此对其他各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牟取霸权收益。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之所以敢悍然带领北约轰炸南联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通过IMF对俄罗斯的45亿美元贷款,从而绊住了俄罗斯的手脚。又如,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曾提出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资金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以帮助危机中国家度过难关。但美国根本就无法容忍绕开其主导的IMF重起炉灶的做法,利用霸权地位将其扼杀于襁褓之中,以巩固加强它的霸主地位。9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强化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政治职能,不断扩展会议内容所涉的范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逐步从讨论经济问题的机构向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发展,大有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的态势。
  以上是美国通过夺得霸权而获得霸权收益,另一方面,美国为维护现有收益和获得更多收益所需要承担和付出的成本却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早在1998年,克林顿政府就在其《国防报告》中公开宣称在未来10年至15年中,美国将保持对全球事务积极介入态度。随后白宫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用了1/3的篇幅谈论军事问题,将“加强军事实力”摆在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三个主要目标的首位,大规模增加国防投入,强化军事霸权的物质基础。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公开宣称“当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挑战时,美国将果断地使用武力”,“能够与盟国一起干就一起干,必须自己干的就自己干”。
  美国是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中国防开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1999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为2706亿美元,相当于俄、英、法、德、日、中六大国军费总和的1.6倍。2000年度,美国国防预算比上年度净增加102亿美元,达到了2808亿美元。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决定,准备在2000年到2005年的六个财政年度内共增加军费1120美元。到2005年,美国军费总额最低也将达到3200亿美元,占届时世界军费总额的35%左右。近几年来,美国就每年用于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费用高达900亿美元,武器采购费用则达到了400余亿美元。同时,美国军事介入地区局势和国家内部事务规模在扩大,范围在扩展,程度在提高。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部披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冷战结束前,美国向海外紧急派遣部队为10次,但冷战结束以来则增加到近40次,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在输出资本的同时,美国也正在大量的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加快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提高经济的开放程度。根据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将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提供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来参与国际分工,这样会达到世界范围内福利的最大化。但这只是静态的观点。从动态看,这种看似公平实则不公平国际分工方式根本就不利于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随着时间的推移,欠发达国家不仅会被发达国家大规模掠夺资源,更严重的是会形成对发达国家严重的资本和技术依赖,丧失经济自主性,被迫受制于人。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先天的差距,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差距会使得看似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名存实亡,技术的障碍天然的导致发达国本国市场的对外封闭。一方面,霸权国对外掠夺资源和经济利润,另一方面,技术的壁垒使得霸权国国内市场相对封闭,受到保护。在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仍能容忍的限度内,国际秩序将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旦抢夺和自利超过了某一临界点则必然会带来动荡,弱国必然进行激烈的反抗,而霸权国的镇压则会激化矛盾,加剧不稳定,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演变可以为证,另外“9·11”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结果。
  一边是霸权收益的相对稳定或微升,另一边则是维持成本以远远高于收益增长速度的速度进行增长,不断吞噬着收益,削弱美国的霸权实力,最终必然导致现有霸权的没落。作为现阶段最成功的区域性联盟——欧盟,它的成员在其内部达成了契约式的和平。这种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契约共同体在保持自由经济带来的整体福利水平的情况下,降低了维持联盟稳定的成本。各国在决策程序上或冲突解决行动中都遵循“全体磋商,一致同意”的多边协调原则,边界的驻军减少到较低水平,对外来威胁和内部威胁都能达成一致的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处理联盟内国与国之间的相关事宜。比较霸权收益与契约收益,一增一减,两者差距的不断下降,为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四、结论
  为保证国际社会有序制度的形成,促进世界整体福利的提高,霸权稳定论认为需要霸权国的出现,在自身恪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同时,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处于该体制核心地位的霸权国能够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霸权主导整个体系的演变,从中获得霸权收益;霸权国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体系内成员国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并承担相应的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进程,维持和巩固霸权成本的不断上升,将逐步耗减霸权收益,削减霸权国实力,最终造成霸权国的衰落。
  契约和平情况下,各参与国相互之间充分信任、相互认同,此时形成的自由贸易和政治机制才是最稳定的。契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彼此间交往的交易成本,在不损失原有效率情况下使维护这一体制的成本达到最小,给各参与国带来不断增加的收益。
  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霸权主义仍会存在,新老霸权国还会更替,但如果放眼更长的时间段,比较霸权收益和契约收益的一消一长,我们可以得出,契约和平替代霸权稳定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变迁的发生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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