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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_在线论文查询


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一 引言
  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必视若拱璧镒金。然而,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20世纪终于出现两大奇迹:一是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二是日本公私珍藏次第公开。日本公私庋藏的唐代典籍或唐人抄本,以遣唐使携归者居多,不仅数量宏富,质量尤可称道。以唐人诗卷(偶含唐以前人作品)为例,日本保存的《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赵志集》、《唐诗卷》、《唐人送别诗》、《杂抄》等,新旧《唐书》及宋代诸家书目均无著录,其中包含大量《全唐诗》未收之佚诗,称之“海外遗珍”不为过。
  《杂抄》系新近发现的唐人(疑有唐以前人作品)乐府诗残集,现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皇家图书馆)收藏。2000年3月住吉朋彦先生撰文作了介绍,(注:住吉朋彦《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载《书陵部纪要》第51号,2000年3月。)其时笔者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任客座教授,得知这一信息后即邀著名文献学家松野阳一馆长同去查阅,然因时间和条件所限,当时未能抄录全文。此后经与书陵部交涉,获准制成首份缩微胶卷,遂得仔细判读。兹据管见著录如次:
  书名:杂抄
  编者:佚名
  形状:粘叶装册子
  类别:抄本
  卷数:存一卷(卷第十四)
  尺寸:高28.5厘米,宽12.7厘米
  页数:正文48面,新补封页2面
  编号:书陵部70165/1(伏2036)
  此书发现时呈散脱状,所幸现存的12纸,不仅每纸折口处尚存粘贴痕,书脑上方还标有序号,大致无碍判读。残卷存诗34首(住吉朋彦作35首),另附散文1篇。经检索《全唐诗》,34首作品中仅见16首,且诗题、作者、字句间有异同;其余的18首属于佚诗,包括令狐公、李端、李南、屈晏、朱千乘、崔国辅、法振、崔曙、张谓、郑遂、刘琼11人的作品。本文先依原书次序列出《杂抄》所收作品的篇名和作者,并加案语作简单解说,然后对《杂抄》的由来、成书年代及编者进行考证。关于《杂抄》作品的辑佚、校勘等,拟另行撰文考述。
    二 篇名与作者
  经书陵部修复的《杂抄》为册子本,新补茶色锦缎包背装封面;卷首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共抄录唐人(其中4人无法确定时代,详后)乐府类诗34首(另散文1篇),其中6篇仅摘录2句或4句。正文低1格标记诗题,同行下方注作者名(后续作品系同一作者,不另注名),改行书作品本文。纸面隐隐有押界,高22.7厘米,宽约1.6厘米。折口外侧每面书7行,内侧每面书6行;每行约17-19字不等。字体以楷书为主,但多连笔书写,因而又近草体,有些字不易辨认。行间字旁偶注别字,墨色及书风与本文类同,推测出自抄手本人。
  兹据原本顺序,列出篇名和作者。原本省略的作者名,均一一补出。判别作品佚存时,以《全唐诗》和《乐府诗集》为依据,兼参考了别集、类书、辑佚类书籍。
  附图
  图一 《杂抄》卷首
  (1)《乐府词》,令狐公(佚)。案:七言古诗(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令狐公”,住吉朋彦疑即“令狐楚”,当是。
  (2)《妾薄命》,李端(存)。案:杂言古诗(摘4句),存《全唐诗》卷二四、《乐府诗集》卷六二,原诗16句。
  (3)《古别离》,李端(存)。案:五言古诗(摘2句),存《全唐诗》卷二六、《乐府诗集》卷七一,原诗38句。
  (4)《长安路》,钱起(存)。案:五言律诗(摘2句),《全唐诗》卷二四九署“皇甫冉”,注“一作韩hóng@①诗”。
  (5)《画角歌送柳将军赴安西》,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6)《白帝祠歌送客》,李端(佚)。案:杂言古诗(30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7)《送春曲》,李端(佚)。案:杂言古诗(11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8)《梦仙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2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9)《荆门雨歌送从兄赴夔州》,李端(存)。案:七言古诗(30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荆门(一本此下有雨字)歌送兄赴夔州”,仅存24句。
  (10)《玉女台歌送客》,李端(佚)。案:杂言古诗(28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11)《周开射虎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12)《折杨柳送别》,李端(存)。案:五言古诗(20句),《全唐诗》卷一八、《乐府诗集》卷二二均题“折杨柳”。
  (13)《楚王曲》,李端(佚)。案:七言古诗(30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14)《胡腾歌》,李端(存)。案:七言古诗(18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胡腾儿(一作歌)”,存19句。
  (15)《离歌辞呈司空曙》,李端(存)。案:七言古诗(28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杂歌”。
  (16)《莫攀枝》,李益(存)。案:五言绝句,《全唐诗》卷二八三题“金吾子”。
  (17)《落花词》,李南(佚)。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18)《秋猿吟》,屈晏(佚)。案:七言古诗(16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19)《长门诗》,朱千乘(佚)。案:七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20)《霍将军妓》,崔国辅(佚)。案:杂言古诗(25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21)《李尚书美人歌》,沙门法振(佚)。案:杂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22)《少室山韦炼师升仙歌》,皇甫冉(存)。案:七言绝句,存《全唐诗》卷二四九。
  (23)《蓟门北行》,李义仲(存)。案:五言古诗(摘2句),《全唐诗》卷一五八题“蓟北行”,署“李希仲”,原诗16句。
  (24)《题遐上人院画古松歌》,朱湾(存)。案:杂言古诗(16句),《全唐诗》卷三六题“题段上人院壁画古松”。
  (25)《湖上对酒行》,张谓(存)。案:七言古诗(12句),存《全唐诗》卷一九七。
  (26)《宛丘李明府厅黄崔吟》,崔曙(佚)。案:七言律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崔”疑“雀”之误。
  (27)《采莲女》,李白(存)。案:七言律诗(摘2句),存《全唐诗》卷二一、一六三,题“采莲曲”。此诗在《全唐诗》中重出,住吉朋彦记作2首。
  (28)《宫中行乐》,李白(存)。案:五言排律(摘4句),《全唐诗》卷二八题“宫中行乐词”,原诗64句。
  (29)《放歌行》,张谓(佚)。案:杂言古诗(26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30)《梅花行》,郑遂(佚)。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31)《苦热行》,刘琼(佚)。案:七言古诗(12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32)《扶风行》,刘琼(佚)。案:七言古诗(16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
  (33)《弹棋歌送崔参军还常山》,李倾(存)。案:杂言古诗(摘12句),存《全唐诗》卷一三三。原诗14句,题“弹棋歌”,署“李颀”。
  (34)《韩大夫@②骠马歌》,张九龄(存)。案:七言古诗(摘26句),存《全唐诗》卷一九九。原诗28句,题“卫节度赤骠马歌”,署“岑参”。
  (35)《蜀道招北客吟》,岑参(存)。案:存《文苑英华》卷三五八、《唐文粹》卷三三,题“招北客文”。
    三 伏见宫旧藏与世尊寺流
  日本发现的唐代佚书,如《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唐诗卷》、《赵志集》、《唐人送别诗》以及《王勃集》、《文馆词林》、《游仙窟》、《翰苑》等,大多收藏保存在寺院或神社,传承的经纬比较清晰。然而,《杂抄》却出自皇族伏见宫家,1958年由宫内厅书陵部接管伏见宫旧藏之前(确切地说,是在2000年3月住吉朋彦撰文介绍之前),无人知道天壤间有这部秘籍。伏见宫旧藏以平安—江户时代的乐舞书籍为主题,包括大量的乐谱、要诀、章程、实录、证书等,零星的文书及归属不明的断简、纸片则别为一箧。书陵部在完成乐书的编目后,着手整理箧中的杂乱文书,结果判明大部分断简、纸片归属于某部乐书(如封面、包纸、标签、脱页等),经修补后分别与本体合璧;惟独题为“杂抄卷第十四”的唐诗抄本12纸,几经查核未得僚简,且内容与其他的日本乐书不同,故单独加以修复。《杂抄》虽然与其他的乐书有所区别,但此卷收录的34首作品(另散文1篇),均是与乐曲关系密迩的乐府类诗(卷尾的散文《蜀道招北客吟》亦可供吟咏),在《杂抄》中归入“曲下”部类,与其他的日本乐书至少具有间接的关联。因此,这部诗卷出现在伏见宫家以乐书为主题的藏书群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大概不会是偶然混入的。
  伏见宫家贵为日本皇族,为何拥有令人惊叹的乐书珍藏?这至少要追溯到14世纪中叶。日本建武三年(1336),武士头领足利尊氏起兵攻克皇城京都,囚禁后醍醐天皇,另立光明天皇即位。不久后醍醐天皇趁乱逃脱,在吉野山重新组阁(南朝),形成与京都政权(北朝)对峙的南北割据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首代光严天皇的长子益仁(后改名“兴仁”),1348年受禅即位,是为第三代崇光天皇。1351年足立尊氏因内纷投向南朝,北朝一时被废。崇光天皇出走吉野,旋入河内天野山金刚寺,1357年始得还京,在伏见(地名)筑宫定居。其间从父(时称“光严上皇”)学习琵琶,以排遣胸中郁闷,也许因为心无旁骛,数年之后尽得真传。1392年落发为僧,法号“胜圆心”,更淡视名利,遂潜心乐理。值得一提的是,自后深草天皇(1243-1304)以来,持明院系的历代天皇,视琵琶的传习为帝王显学。这一传统由光严天皇传至崇光天皇,崇光天皇于1398年去世后,荣仁亲王(1351-1416)遂为伏见宫家首代掌门,子孙代代继承祖业而犹重乐道。
  明治维新(1868)后,从伏见宫分出梨本、山阶、久迩、小松、华顶、北白川、东伏见、贺阳、朝香、东久迩、竹田11支,本家则延续到1947年第24代博明王脱离皇籍为止。伏见宫家从崇光天皇开始传习琵琶,同时着手搜集相关乐书,经后代的不懈努力,家藏乐书日渐富赡,终于形成日本历史上别具一格的专题收藏。伏见宫旧藏捐献给宫内厅书陵部之后,曾引起社会的广泛注目,诸如《琵琶谱》等珍籍陆续影印出版,裨益学界已久。(注:《伏见宫旧藏乐书集成》(共3卷),由宫内厅书陵部收入“图书寮丛刊”,分别于1988年、1995年、1998年出版。)
  关于《杂抄》入藏伏见宫家的经纬及时期,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目前还无法作出相应的判定。佚存日本的唐人诗卷,属于唐原抄本还是日本抄本,要作出准确的判定并非易事。尤其是奈良时代(710-794),日本抄本多用唐纸,书法追随唐风,避讳等一依其旧,一旦缺损卷末的抄手跋记,难以确定抄本的归属。(注:如一直被认为是唐抄本的《翰林学士集》,最近藏中进教授从纸背文书等分析,指出了日本抄本的可能性。参见藏中进《真福寺本〈翰林学士集〉的传承》,载《亚洲游学》第27期,勉诚出版2001年5月。)《杂抄》的情况如何呢?书陵部在修补残卷时,发现卷尾(第47面)左肩有长条形贴纸痕迹,后从杂纸中找出剥脱的纸札,上书“世尊寺殿定实卿/杂抄卷第十四”,字体与本文不同;下端钤有阳文印章一颗,经比照《和汉书画古笔鉴定家印谱》,(注:参见伊井春树等编《古笔切提要——复制手鉴索引》,淡交社1984年1月版,第432页。)判识是朝仓茂入的专用鉴定印,据此可以认定《杂抄》残卷系日本抄本。
  附图
  图二 《杂抄》卷尾
  日本平安初期(9世纪前期),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鼎立书坛,一味追随晋唐书风,号为“三笔”。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后,书法界出现向民族精神回归的趋势,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相继崛起,标志和风书法的勃兴,人称“三迹”。藤原行成开创的一派称“世尊寺流”,传至第17代藤原行季(1476-1532),作为宫廷的御用书家,称雄书坛达半个多世纪。“世尊寺殿定实卿”即藤原定实,系世尊寺流的第4代,据《公卿补任》和《中右记》等记载,治历四年(1068)叙爵,元永二年(1119)致仕出家,存世作品以元永三年(1120)抄写的《古今和歌集》20卷(日本国宝)最著名。《杂抄》残卷如果出自藤原定实手笔,不仅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可以确定抄写年代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然而,这张贴纸既非原抄本跋记,亦不似抄手自谓之词,所以不能凭此孤证草率定论。
  那么,这张贴纸出自何人之手呢?此人便是在贴纸下端捺印的朝仓茂入。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出现一位鉴定书法作品的大家古笔了佐(1572-1662),门下俊足辈出,朝仓茂入(号“道顺”)亦为其一。古笔家将历代经眼的稀世珍品制成样本,供鉴定时参考,此即传世的《藻盐草》和《翰墨城》,俱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综上所述,大约在17世纪中叶,伏见宫家曾委托朝仓茂入鉴定《杂抄》残卷,朝仓茂入断为藤原定实手笔。朝仓茂入依据什么下此定论,目前不得而知。不过,《藻盐草》收有《新撰类林抄》等多种唐人诗歌断简,佐证古笔家对鉴定唐人诗卷颇有经验,朝仓茂入的鉴定当有所据。
    四 成书年代与编者国籍
  伏见宫旧藏《杂抄》虽是残卷,但迄今未发现其他传本,故堪称天下唯一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然而,由于旁证资料非常匮乏,许多谜团一时还不易揭开。下面拟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些考证和推测。
  (一)《杂抄》的成书年代。《杂抄》残卷共收20名作者的35篇作品,这些诗人大多活跃于盛唐至中唐。兹将新旧《唐书》及《全唐诗》等列传的14人(李颀、李希仲从《全唐诗》),按出生年代的顺序排列如次。(注:参照小川环树著《唐诗概说》附录《唐代诗人年表》,岩波书店1997年7月版。)
  张九龄:仪凤三年(678)—开元二十八年(740)
  李颀:天授元年(690)—约天宝十年(751)
  李白:长安元年(701)—宝应元年(762)
  崔曙:约长安四年(704)—开元二十七年(739)
  崔国辅:?—天宝十四年(755)
  岑参:开元三年(715)—大历五年(770)
  钱起:开元十年(722)—约建中元年(780)
  皇甫冉:开元十一年(723)—大历二年(767)
  李希仲:?—天宝年间(742-756)—?
  张谓:?—建中元年(780)—?
  李端:天宝二年(743)—约建中三年(782)
  李益:天宝七年(748)—太和元年(827)
  法振:?—大历贞元间(766-805)—?
  朱湾:?—贞元元和间(785-821)—?
  余下的6人,“令狐公”如据住吉朋彦推断即“令狐楚”,则生于大历元年(766),卒于开成二年(837),与朱湾约为同时期人;“朱千乘”中国文献无传,但据日本文献《高野大师御广传》,元和元年(806)赠诗空海,并有《朱千乘诗》一卷传入日本。至于李南、屈晏、刘琼、郑遂4人,住吉朋彦认为行宜无考,然《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志》)载有“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的奏议,时在太和六年(832);(注:《旧唐书》未提到郑遂作诗事迹,故与《杂抄》中的郑遂是否同一人物,暂时存疑。)又《艺文类聚》引谢承《后汉书》和《抱朴子》,两次提到“李南”,则李南或许是唐代以前之人。
  综上所述,《杂抄》中出现的作者,以朱湾、令狐楚、朱千乘等中唐诗人为最晚,而未杂入晚唐诗人的作品,推测成书约在9世纪前期。
  (二)编者的国籍。《杂抄》之名未曾见诸历代文献辑录,残卷本身亦无相关记载,所以要考定编者是何人,在目前的状况下近乎不可能。下面退而求其次,对编者的国籍作一番推论。《杂抄》残卷中出现的20名诗人中,朱千乘、郑遂、李南、屈晏、刘琼5人,作品均未收入《全唐诗》,其中可以确定是唐人者,仅朱千乘一人而已。朱千乘其人,虽然唐代文献中未留下任何痕迹,但在日本史籍中却多次亮相。(注:朱千乘的佚诗及事迹,参见拙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载《亚洲游学》第27号,勉诚出版2001年5月)、《唐诗中的空海像》(载《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第66卷第5号,至文堂2001年5月)。)(1)入唐僧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学成归国,抵越州时朱千乘等5人赋诗相送,朱千乘诗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附长篇叙文,自署“前试卫尉寺丞”。上述唐人送别诗5首并叙文1篇,俱见空海传记《高野大师御广传》。(2)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新撰类林抄》,收朱千乘诗二首,即《山庄早春连雨即事》(七言律诗)和《早春霁后山庄即事》(五言古诗)。(3)大江维时(888-963)编撰的《千载佳句》(四时部春兴类)录朱千乘诗2句:“锦缆扁舟花岸静,玉壶春酒管弦清。”市河宽斋(河世宁)辑入《全唐诗逸》。以上诗4首(其一存2句。加上《杂抄》所收1首,共计5首)及叙1篇,中国均不传,(注: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所录《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辑自空海传记。)可知朱千乘在唐代属于默默无闻之辈。然而,其诗文在日本流播甚广,尤其被脍炙人口的《千载佳句》引载,必有特殊的因缘在内。
  翻检空海的《性灵集》(卷四),有日本弘仁三年(812)空海向嵯峨天皇进献书籍的《献杂文表》,兹抄目录如下:
  《急就章》1卷,《王昌龄集》1卷,《杂诗集》1卷,《朱昼诗》1卷,《朱千乘诗》1卷,《杂文》1卷,《王智章诗》1卷,《赞》1卷,《诏敕》1卷,《译经图记》1卷。
  这些书籍皆系空海赴唐留学期间所获,空海虽以求学密教(回国后创立真言宗)为本务,但对书法和诗文亦精研不懈,朱千乘在送别诗中称他“文字冠儒宗”,当非虚言。正因为如此,空海将大量唐人诗集带回日本。(注:据《性灵集》(卷四),空海还向嵯峨天皇献纳过《刘希夷集》4卷、《徐侍郎宝林寺诗》1卷等。)值得注意的是,空海的进献目录中包括《朱千乘诗》1卷。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朱千乘的诗作在中国不传,却在现存日本的诗集中与李白、王维等名流为伍,那么这些诗歌或许采自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进而言之,《杂抄》及《新撰类林抄》很可能与《千载佳句》一样,是日本人根据从唐携归的诗集选编而成的。此外,还须一提的是,《杂抄》中有6首诗仅摘2-4句,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李端、钱起、李希仲、李白的作品均见于其他诗集,不录全诗而仅摘佳句,乃日本平安时代文人把玩唐诗之惯技,前面提到的《千载佳句》就通篇如此,这显然不是中国人鉴赏唐诗的做法。
    五 《杂抄》与《新撰类林抄》
  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中,《新撰类林抄》录诗40首,其中16首《全唐诗》及辑佚类未收,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注:最近久保木秀夫又从断简中发现数首,详见久保木秀夫《传空海南院切〈新撰类林抄〉断简》,载王勇等编著《奈良平安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农文协2001年9月版。)《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均以收录唐诗为主,包含大量唐代佚诗,其性质类乎“唐人选唐诗”。(注:小川环树认为,《新撰类林抄》介乎《河岳英灵集》至《搜玉小集》的10种“唐人选唐诗”中,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参见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载《小川环树著作集》第2卷,筑摩书房1997年2月版。)然而,上述两书虽属唐人诗集,却未必是唐人所编。两者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与唐人编选的唐诗集有所不同,笔者据此怀疑是日本人所编,称之为“日人选唐诗”或许更恰当。
  首先,两书均与空海关系密切。如前所述,朱千乘的诗通过空海传入日本,《新撰类林抄》录2首,《杂抄》收1首,推测与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1卷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新撰类林抄》(日本国宝)残卷抄本,世传出自空海手笔,散存各处的断简习称“南院切”,亦与空海有关。(注:此处的“南院”,系空海在东大寺所建,相关文书的断简世称“南院切”。)此外,《千载佳句》摘录朱千乘诗2句,小川环树博士认为有可能采自《新撰类林抄》,(注: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载《小川环树著作集》第2卷,筑摩书房1997年2月版。)现在看来直接取自《朱千乘诗》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两书中收录作品的诗人,均活跃于盛唐至中唐。《新撰类林抄》中的作者除朱千乘之外,年代可考者均在空海归国(806)前去世;《杂抄》的情况大抵类同,李益、法振、朱湾、令狐楚(令狐公)虽年代稍晚,但在空海归国前皆有诗名。由此看来,上述诗人的作品由空海携带回国,然后在日本编撰成集,也不是毫无可能的了。
  再则,两书均含唐代无闻之士的作品。《新撰类林抄》(包括断简)中的何逊、惠敏、王绶、韦硕(韦顾?)、解叔禄、朱顿不见于唐宋文献,其中何逊《梁书》等有传,新旧《唐书》载《何逊集》8卷,《宋史》作“诗集五卷”,则上述6人中或含唐以前人。《杂抄》中亦有行宜不详者4人,如李南者恐怕是唐以前人。唐诗集中杂入前朝人作品,有违“唐人选唐诗”规范,不似出自唐人之手。
  最后,两书中有多名诗人重合。《杂抄》的诗人20名中,与《新撰类林抄》的作者重合的,有以下7人:李颀、李白、岑参、钱起、皇甫冉、李端、朱千乘。其中李颀、李端、朱千乘的作品多属佚诗,或许3人均有诗集别本传入日本。
  如上所述,《杂抄》与《新撰类林抄》虽然书名不同,但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使人怀疑两者是否属于同书异卷。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书的题记方式:
  《杂抄》:杂抄卷第十四
    曲下
  《新撰类林抄》:新撰类林抄卷第四 第三帙上
    春 闲散上
  如果两书互为僚卷,那么原来的书名应该是《新撰类林抄》,《杂抄》只是略称而已。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杂抄》以诗别类,《新撰类林抄》以主题分卷,两者体裁相左,怎能归属同一部诗集?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如唐诗总集《文苑英华》,近体诗按主题分类,乐府诗和歌行类则另立部类。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日本,弘仁八年(817)编撰的《文华秀丽集》,143首作品按如下11门类编次:游览(14首)、宴集(4首)、饯别(10首)、赠答(13首)、咏史(4首)、述怀(5首)、艳情(11首)、乐府(9首)、梵门(10首)、哀伤(15首)、杂咏(48首)。《杂抄》原本的部类究竟如何,从《文苑英华》及《文华秀丽集》类推,并参照《新撰类林抄》,前面部分很可能按主题分门别类,“卷第十四/曲下”即

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使不是末卷,大概也已接近全集的尾声。
  《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尽管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只能作些臆测而已,我们期待着《杂抄》或《新撰类林抄》僚卷的发现。
    六 结语
  检索《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未见《杂抄》书名;宋代诸家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亦不录同名诗集。9世纪末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数达1586部(17160卷),(注:据矢岛玄亮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9月版。)乃当时日本收藏汉籍之总目录。其中虽多唐人诗集,也没有辑录《杂抄》。然而总集类中多有含“杂”“抄”的书名,如《隋书》(经籍志)载《杂都赋》、《杂诗》、《诗钞》、《杂诗钞》、《诗集钞》,《旧唐书》(经籍志)载《霸朝杂集》、《集钞》等。
  空海从唐携归的诗集中,有《杂诗集》1卷,事见弘仁三年(812)的《献杂文表》。(注:空海《性灵集》卷四。)江户时代惠范编撰的《诸师制作目录》,在“空海”条下辑有“杂抄一卷”,虽书名相同,但是卷帙不符。
  本文后半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最终还是无法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可以断定的是,《杂抄》的成书和流传,与空海携归的资料有关,如果此书系日本人所编,编者即使不是空海,恐怕也是其门徒之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雄左加羽
    @②原字马加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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