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信之道》的性质的再讨论_在线论文查询
在书中我以几篇文章讲一个主题,行文不严密,严重影响了对主旨的阐述,此外对“ 喽”一词自己也还在考虑中,所以友人在与我讨论时表示了相当的怀疑。
友人在来信中指出,有些学者认为《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是孔子着作,也有些认为不是,并给我寄来王志平先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一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长沙,2001年8月)。
这位友人还专门指出,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行文有很大问题,没有集中论证《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作者的问题,反而处处作为前提直接使用。并且结论也不能令他信服,《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一定是孔子的言论。
他还指出,我将《忠信之道》中“是故古之所以行乎AB者,如此也”的AB读为“刻漏”是不好的。
对此我作了一些解答。因为涉及我的《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的主题和结构,在这里将一些要点摘引如下:
《辨证》一书在写法上有问题,因为是分篇写,所以将统一的论述搞乱了。
我的主要论点是:
我所谓孔子言论三篇来源于孔子的宣教,但文章绝非孔子本人写的(P26第二自然段),所以伍子胥的死活没有关系,甚至文中出现孔子以后的人都是正常的。
我的论证是:
1:从逻辑上说,《唐虞之道》已经被认定是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这一点我没有充分查证,太想当然了),而从内容上看,《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有相同的思想和情绪(P8),而《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明显是一组(P66),三篇可以系联。
2: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P25)。
3:《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文字与词汇明显崇古仿古(P66),很象是有意写古人的话,特别是写先师的话。
4:三篇文字全部是战斗性文字而不是理论(分见各篇)。
其中第一、二是中心,三、四从文献学和文学上说明这三篇太特殊,必须给予解释。
“你在此以前已明确提到孔子是作者(P8至P11)”是写作上的绝大失败。但我觉得,我的思路还是可成立的:从1和“2:三篇的思想全部见于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P25)”可以引论这三篇的思想与孔子有关,从而解决3、4的问题。
“刻漏”的意见确实只是一种可能,很勉强(但好象是目前唯一的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也还在考虑。
但这大概只解决了全书论述的结构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我整个论点的疑问。
实际上我对这些问题在成书后也一直在考虑,并且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本来还在研究中,但为了回答友人的疑问,这里先将一些重点写出来。
(二)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是这样讨论 字的:
字不见于战国秦汉文字以及传世古文,所从又极为普通,比较难于索解。这里我们只能提出一个有建设性的设想。
从“门”从“手”的字有“辟”,如《古文四声韵》所引
从单手,不是“辟”,但所会意可能是一样的,都是以手开门。我们可以设想它是“啓”的异体。
“啓”字古音溪母支部,与溪母职部的“刻”字音极其相近。“啓”可通溪母之部(与溪母职部对转)的“起”,例如《论语·泰伯》的“啓”字,《文选·叹逝赋》注引为“起”,“蜂起”一词,《隶释·高联修周公店记》作“蜂啓”。而“起”就与“刻”对转通用了。《尔雅·释山》的“无草木峐”,《说文》、《释名》等并作“屺”。另外,“阂”可作“开”(《庄子·秋水》篇《释文》引异文),而“开”就是“啓”, 直接释“开”亦可。
实际上,这个字也可能是“刻”的会意异体字。
上述分析纯属没有直接证据下的意会。实际上,把 分析为与“辟”类似是不对的,因为 字所从的“门”是合起来的,“又”不在门中,不应该象“辟”字一样与“门”会意。这个字更应该是从“又”、“门”声的字,也就是“扪”。
在成书之前没有注意到周凤五先生在《中国哲学》21缉上文章,《郭店楚简<忠信之道>考释》,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与我现在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是故古之所以行乎扪喽者,如此也”就是古书中常引的孔子的一句话: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史记》)
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北史))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不可弃也。”(《盐铁论》)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文选》)
等等,它们都来源于《论语·卫灵公》: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忠信之道》的话就是“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蛮貊者,如此也”,其中“如此也”就是“讲忠信”,则它实际上就是“是故古以忠信行乎蛮貊(不以忠信,州里不得行)”。
其中的“乎”是引进处所的介词。这样原文就是“是故古之行于蛮貊者,以忠信也”,等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
“门”与从“蛮”字古音近,《书·禹贡》疏引郑云“蛮之言缗也”可证,又“罠”字异体从“ ”见《文选·七发》李注及《尔雅·释器》释文,“民”即与“门”完全同音通用,例繁不举。
“貉”、“貊”、“貈”在“北方少数民族”(蛮是南方少数民族)的意义上实际是一个字。字有两个音,从匣母铎部的音来看,虽与来母侯部的“娄”不同音,但实际上这两个声符都是KL-的声母(从“各”声的字多有来母者如“落”,从“娄”声的字声母分布也很广,有“佝偻”等多个连绵字)。
其韵母则接近,所以从“各”声的字和从“娄”声的字古都可以与“牢”、“劳”字通用,例如《国语·齐语》的“牺牲不略,则牛羊遂”,“略”字《管子·小匡》即作“劳”。
实际上,这个问题还要复杂一些,《尔雅·释诂》:“貉,纶也”,字必用作“络”,来母。如果在战国时代辅音加来母的组合还没有完全分解的话,则“各”、“娄”都还是KL-、SL-、ML-一类音,在声母上是相同的,至少可以读为“络”,与“喽”音近。
(三)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能将《忠信之道》中的话与《论语·卫灵公》的话挂上钩,则《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与孔子的陈蔡之厄的关系就可以得到解答,因为《论语·卫灵公》中这段话就是孔子在陈蔡之间说的。
《论语·卫灵公》章从第一句到上述一句的全文如下:
(1)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2)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3)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4)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张书诸绅。
关于孔子陈蔡之厄,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已经引述过《史记》的记载,这里不嫌其繁再引一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闲,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爲非。”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爲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言非兕虎而循旷野也。”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爲穑,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爲容。赐,而志不远矣!言良农能善种之,未必能敛获之。”
子贡出,顔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尔多财,吾爲尔宰。”
我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说:
上述对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谈到了“穷”的问题(《穷达以时》),谈到了“不我行”即不为天下任用的问题(《唐虞之道》的任贤),谈到原因是“不必信”(《忠信之道》),谈到了君子要自修其道(《穷达以时》、《唐虞之道》)。
《史记》上述记载的内容是孔子与几个主要门徒的对话,但孔子应该不只是个别安抚这几个门徒领袖,他应该还对一般门徒发表一般性的言论,来制止这场危机。这些就是我们所谓言论三篇。
实际上,《论语·卫灵公》的四段与《史记》的记载相同而简略,其第一段:
(1)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是叙背景。而第二段
(2)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与《史记》第二段、《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一样,是讲“穷”的问题,讲不知贤不尊贤的问题。
其第三段:
(3)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就是特别强调舜的不己治(而以贤人治理),就是《唐虞之道》特别崇舜的原因。《唐虞之道》特别注重舜,实际上是舜的小传而尧只是陪衬,而且文中并未提到舜禅让,而只讲他用贤人来治理(这几点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作了重点论述),与《论语·卫灵公》完全一致。
其第四段:
(4)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张书诸绅。
则是孔子在陈蔡专门答非所问地用《忠信之道》的忠信来回答(忠信与子张问的“周游之法”联系太牵强。而且我怀疑子张问的是“德行”,就是由刚才孔子自己以“德”来回答“君子”“穷”的问题引发而来的)。
而在上述《论语·卫灵公》四段之后,还有第五段:
(5)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一段话与《史记》的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所举的古人不同,很明显是孔子对自己到处跑,特别是现在离开陈国去楚国,因而引起灾厄的解释说明,是回答弟子们的愤怒质问的。由此可证上述《论语·卫灵公》五段是同一时同一地的语录,与《史记》所记同事。
(四)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记述了孔子在陈蔡之间的故事,孔子在这里所发表的言论的要点也都见于《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论语·卫灵公》与《史记》记述的孔子的话都不完全,侧重不同,甚至叙事也有出入,而《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三篇最为完全,因为这是在孔子的各代门徒中流传的。但它们太完全了,一定经过了多年的加工修正,甚至也有可能是各代门徒将孔子的简单的意思不断敷衍成文。
我们认为《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与《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性质有很大关系。《论语·卫灵公》、《史记》所记都是孔子分别与几个门徒讲“穷”、“德”、“知贤”、“忠信”的问题,如果这几个门徒领袖分别传达,则别人记下来的必然也分作几篇不同的文字。所以《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不可能汇成同一篇。这从侧面证明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三篇与孔子陈蔡言论的关系。
因此,《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内容是孔子的意思,但成文可能经过几个传话者、记录的门徒、后代的门徒等的加工发挥。由于《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不完全,我们不能肯定孔子在现场讲的话比《论语·卫灵公》与《史记》记录的多多少,是否已经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中认为它覆盖了《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两篇有太强的崇古意识(《楚简孔子论说辨证》P66一文),至少在当时的传说中它们是与孔子的原话关系极其密切的。
(五)
要说《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思想甚至言论,最好的论证是将其全部内容在《论语·卫灵公》与《史记》中找到,但因为《论语·卫灵公》与《史记》都是语录性质,这一点是作不到的(同理,不能因《论语》中不见《穷达以时》的话就认为《穷达以时》不是孔子的话。《穷达以时》等三篇与《论语》的关系在上面分析中正好看出来:《论语》是简约记言,取其结论和精华)。
次一等的方法就是将这三篇系连,然后证明其思想及语句与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相关。这是我们在《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一书中所作的(见P8和P66两文)。
其实还有一种旁证方法。
我们现在认为《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相关的一组,则只要证明其中一群主要句子是孔子在陈蔡之间的言论,就可以在逻辑上认定它们整体上是陈蔡之间的言论了。
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在本篇中阐明的,“是故古之所以行乎蛮貊者,如此也”一句就是孔子在陈蔡对子张说的话,它可以证明《忠信之道》以及《穷达以时》和《唐虞之道》都是陈蔡之间的言论的一个更繁的版本。
其次的证据是李学勤、刘乐贤等先生找到的(见下引文),将《穷达以时》中的大量例证与孔子在陈蔡之间直接挂钩。
再其次,我们可以找到后人引用上述三篇的文字,虽没有说是孔子在陈蔡间说的,但说明是孔子的话。这样,虽然不能直接说明这三篇是陈蔡之间的言论,但可以证明它们是孔子的言论。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中,在“孔子曰”下出:
故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矣;外内不相应,则无可以取信者矣。
很明显它就是《忠信之道》的:
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
最有意思的是它们都是孔子回答子张的。
实际上,《说苑》引孔子的话:
孔子谓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义久而身亲之,况於人乎?”
又《孔子家语》的:
孔子谓弟子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而况於人乎!
也一定以此为本,其意思都是忠信积累可以使民亲。
此外,学者们已经发现的《礼记·表记》中的: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
也是引用孔子的话,也是讲信。
实际上,《忠信之道》的上述一段话的全文是:
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亲,君子弗申尔。
其中不但“口惠而实不至”在后来被引用为孔子的话,下一句也是如此: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通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
见于《孔子家语》。“言必忠信”是《忠信之道》的核心,则《忠信之道》这段话可以补足为
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怨而色亲,君子弗申尔。
《孔子家语》和《礼记·表记》都对《忠信之道》的话作更详细的阐发,所本是这一段话。
此外,廖名春先生也找到《中庸》指名引用孔子在《唐虞之道》中的话(《中国哲学》20辑)。
除了点名引证孔子外,因为《穷达以时》、《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是孔子的言论,而且在儒家中广为流传,则在当时一定受到重视,多被引用。因此没有言明是孔子言论的直接引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一点。
除了学者找到的大量与《穷达以时》有关的文字外,裘锡圭先生等找到了《唐虞之道》的话在《管子》中被引用(载《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
我们还可以看到,《忠信之道》的下面一段话:
忠之为道也,百工不楛,而人养皆足。
在《荀子》中也被引用:
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
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
它们都见于《王霸》篇。在这篇里,荀子讲以忠信治国,而且引文中又直接以忠信论百工。
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三篇是孔门公认的孔子言论,则在儒家中一定受到重视,因此三篇的思想甚至话语都应该在儒家文献中以各种被引用,可以找得到。
到目前我只粗略地作了一下《忠信之道》,现在为回答疑问先写出来,以后一定还能发现更多的。但我想,论据现在应该已经足够了。
这里还有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这三篇的文字被这么多人引用,会不会是它们其实是孔子言论的杂汇。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楚简孔子论说辨证》中,我们在多篇文章中集中论述了这三篇从文字、词汇、内容、逻辑、情绪到目标都有内在统一性,因此只可能是后人引用它们。这一点学者们是一致认同的。
二是这三篇的性质。学者批评我一会儿说它们是孔子的言论,一会儿又说它们是孔子门徒的作品。
其实我的观点是简单明确的,只是可能没有统一说明。我们认为这三篇是不可能是孔子的原话,因为它们太完整统一,文学性太强。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已经说明,从孔子发论,主要门徒转述,到次要门徒记录,到后来不断整理加工,成篇的文字与孔子原话相去已经太远。
但从一开始它们就被当成是孔子的话记录的,从楚简中这几篇的文字(《楚简孔子论说辨证》P66一文)的性质,到众多的对孔子指名引用,都可以看出孔门是一致将它们作为孔子的话来看的,都直接引为孔子的话。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不但孔子的门徒这样看,孔子本人也有可能是承认的。
它们不是孔子原话,但孔子门人和战国时代的人(甚至孔子自己)都把它们作为孔子的原话或意思来使用。这是两个问题。
(六)
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
在《穷达以时》中,论及的最后一个古人是与孔子同时而早死的伍员,而且伍员死于孔子厄于陈蔡后三年。《穷达以时》论及的古人最后一个是孔子的同时代人,这是《穷达以时》为孔子所发的一个有力的内证。问题出在《穷达以时》使用了厄于陈蔡三年后的事件。这是王志平先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丛考》一文立论的基础。
王志平先生因此认为《穷达以时》很晚,是荀子学派的作品。我们先不考虑反驳意见,先来看一个有趣的证据。
我们的观点是,《穷达以时》中论及的最后一个古人是与孔子同时而早死的伍员,这是《穷达以时》为孔子所发的一个内证。矛盾出现在,孔子最开始在陈蔡是举伍员为“先穷后发”的例证的。几年后伍员被戮,这个例子成了反例,所以不得不改为反面的例证,说他是先达后穷死了。
这说明《穷达以时》等三篇经过了多年的流传加工,不但为孔子弟子所为,孔子本人都能可能有份。
这种考虑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例证。
《越绝书》第15卷有一段评论伍员话:
问曰:“子胥未贤耳。贤者所过化,子胥赐剑,欲无死,得乎?”
(答:)“盲者不可示以文绣,聋者不可语以调声。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汤系夏台,文王拘於殷。时人谓舜不孝,尧不慈,圣人不悦下愚,而况乎子胥?当困於楚,剧於吴,信不去耳,何拘之有?
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
关键是回答者的话,明显是在引用《穷达以时》:“瞽瞍不移”是关于舜的,其它汤、文王不见于《穷达以时》,但见于《说苑·杂言》中的与《穷达以时》有关的文字,作“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
更重要的,引话后面专门讲这些人穷时如何被人贬抑(这是这段话的重点,讨论人在倒霉的时候总有人说他的不是),这段话在《穷达以时》中就是“誉毁在旁”云云一段,正好不见于《论语·卫灵公》、《史记》等。
可见《越绝书》引的是另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明确将伍员倒霉时的遭遇与上述大人物比较(“困於楚”而“剧於吴”。“剧”,甚也,伍员在吴远比在楚艰难:他轻易逃出楚国,但入吴后不得过昭关,又大病,最后乞讨至见吴王。载于《史记》),可见在这个版本中,伍员还是作为先穷后发的人来引用的。
而且孔子的名字是明确引出了的。“孔子贬之奈何?其报楚也,称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贬之,言吴人也”与同章上文的
问曰:“子胥妻楚王母,无罪而死於吴。其行如是,何义乎?”
曰:“孔子固贬之矣。贤其复仇,恶其妻楚王母也。”
呼应,看来孔子在这个版本中对成功后的伍员还有批评(《春秋》经传中没有批评伍员这件事的记录,《越绝书》不可能是引《春秋》)。
因此《越绝书》不但直接将孔子与类似《穷达以时》的话联系起来,更出现了陈蔡之厄之前作为先穷后达的成功者伍员的形象。
伍员一事充分显示了《穷达以时》等三篇的性质:孔子言论,旁人转述,多年加工。
所以伍员一事不但不能证明《穷达以时》和后代引述《穷达以时》的故事晚起,反而证明最早的版本中说话者不知伍员将会倒霉,所以将他作为先穷后达的代表。晚于陈蔡之厄的时候谁都不会犯这个错误。
若非《庄子·让王》以下的书明确提到厄于陈蔡,这三篇文字的思想是完全可以定为孔子自卫反鲁之时的,因为这些一般感叹什么时候发都可以。但伍员一事的新材料反而证明《穷达以时》等三篇的最初版本只能出于伍员死前,就不能是自卫反鲁之时,而最好是厄于陈蔡之时了。
李学勤先生将有关孔子厄于陈蔡的文献记载排列出了一个顺序,即:《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见《中国传统哲学新论——朱伯崑教授七十五寿辰纪念文集》),我们认为,在第一环上应该增加《忠信之道》和《唐虞之道》,中间还要加上《论语》和《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