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店《老子》到今本《老子》5_在线论文查询
【关键词】积德;知道;守道;行道;无为;日损
“日损”是“言道家之用”的重要途径。何谓“言道家之用”?“用”,施行。《说文》:“用,可施行也。”《易·乾》:“潜龙勿用。”王弼注:“勿可施用。”“潜龙勿用”,潜藏的龙,无法施展,比喻君子压抑在下层,无法施展才干,不能有所作为。“言道家之用”,即言道家如何才能有所作为。道家如何才能有所作为?一是积“德”、知“道”,二是守“道”、保“朴”,三是绝弃上对下的“教化”而顺其自然。这三条,都是以道修身的重要内容。都要通过“日损”这一途径来实现。
一、郭店《老子乙》主张通过“日损”而积“德”、知“道”
为什么要积“德”、知“道”?积“德”、知“道”是为了“治人事天”。春秋道家把“治人事天”看着社会所给予的神圣使命。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转变时期。春秋前期,周天子王室衰微,诸侯国公室强盛起来。春秋中叶以后,诸侯国内的卿大夫私家势力发展起来,逐步掌握了诸侯国内部的统治权力,成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与国君、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加剧。新贵族为了取得对国君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斗争的胜利,利用各种方式争取支持,加强实力。《左传·哀公二年》载,晋国新贵族赵鞅(晋卿)在一次战前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就是说立了战功的大夫可以得到一县或一郡(杜注:“《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士可以得到大片土地,庶人工商之类的平民因战功可以进入仕途(杜注:“得遂进仕”),人臣(杨伯峻注:“‘男为人臣’之人臣”)、隶(服杂役的)、圉(养马的)这一类奴隶因战功可以成为自由民。[1]P1614代表与农民相对立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贵族,已充分认识到“人”的作用,而且让平民进入仕途,给奴隶以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受到重视。这就是中国哲学形成时期具有人本思想内涵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先民是特别相信天命的,虽然作为人格神的“天”的思想,早已开始动摇,但是对“天”的敬奉却有深远的影响。春秋时期,作为万物的主宰的“天”,仍然是人们事奉的对象。这便是道家天道哲学的思想基础。道家以治人事天为己任。郭店《老子乙》的“治人事天”正是春秋时期重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事奉作为万物主宰的“天”的哲学概括。
如何“治人事天”?郭店《老子乙》以农夫治田务为譬,提出了积“德”和知“道”两个条件。所谓积“德”,就是积行之所得。《广雅·释诂三》:“德,得也。”《说文》:“得,行有所得也。”农夫多积累行之所得,可以治好田务;为道者多积累行之所得,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便可无往而不胜。知“道”,是对为道者而言的。知“道”,就是为道者知道“道”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莫知其极)。为道者在治人事天的活动中,其所以能无往而不胜,是因为知道“道”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能按“道”的原则去做。“积‘德’”是“知‘道’”的前提,多积累行之所得(重积德),是为了能知“道”。“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它是一种存在。道家的“道”又是可以作为社会生活依据的客观法则,它是对古代先民占人、占天、卜世、卜吉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哲学概括,是以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为依据的。后世对根据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所概括出的社会生活法则的认识,如果不多积累自己的行之所得那是难以想像的。知“道”,就是知道“道”的力量是无穷的(莫知其极)。知“道”(莫知其极)“可以有国”。“道”是治国的根本(有国之母),以“道”治国就是以本营末,以本营末才可以得其终(可以长久)。以本营末可以得其终是因为深根固柢(长久是谓深根固柢)。以本营末可以深根固柢,所以“道”是使国家永葆青春的法则(长生久视之道)。积“德”、知“道”,才能“治人事天”。“治人事天”是春秋道家对社会有所施为的积极表现,而积“德”、知“道”则是道家对社会有所作为自身必须具备的条件。
如何积“德”、知“道”?郭店《老子乙》曰:“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第3简)学,通“教”,《广雅·释诂四》:“学,教也。” 学者,即教者,教育别人的人,或曰实施教化的人。为道者,从事于“道”的人,或曰以“道”佐人主治国的人。“教者”、“为道者”,日益、日损。“益”与“损” 相对为文,指两种不同的“人”的品行、修为。“益”,通“溢”(古今字),骄傲自满,含有骄横之意。“损”,贬损,即贬抑、贬低,不自傲于人。《周易·系辞下》:“损以远害。”孔颖达疏:“自降损修身,无物害己,故远害也。”通过“教者”与“为道者”对比,强调“为道者”必须以“道”修身;所谓“日损”,就是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损”,还有降损、自克义。降损,谓谦恭自下。《后汉书·皇后纪上·明德马皇后》:“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自克,自我克制,自己对自己严格要求,克制私欲。“为道者”必须通过“日损”而积“德”、知“道”。春秋道家认为,人之本性为“朴”,最纯粹、最高尚的“德”是柔弱冲和之德。社会现实中的人利欲之心严重,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因权欲、私利而异化。要积“德”,就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克制私欲,反朴归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具备最纯粹、最高尚的柔弱冲和之德,才能对根据古之“圣人”的“行之所得”所概括出的社会生活法则有深刻认识,才能达到知“道”的最高境界。
二、郭店《老子乙》主张通过“日损”而守“道”、行“道”
多积累自己的行之所得而知“道”。知“道”并非仅知之而已,而是要守“道”、行“道”。要守“道”、行“道”,就必须克服贪欲。
贪欲是怎样产生的?春秋道家认为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的是来自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新贵族的权利欲望和财产占有欲望。这些新贵族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占有更多的财富奔忙,无时无刻不在为如何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权利谋划。如何发财,如何夺权,成为这些新贵族们生活的全部。在这样的权利转移和财产占有的大动荡中,社会的贪欲通过各种渠道对人们发生影响。主观方面的是生活在这种大动荡中的人,他们都有耳目鼻口,他们都要生活,都要求生存,而且都有一颗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些的“心”。因此,人人都想“发财”,人人都想成“富翁”。人们的这颗想“发财”、想成“富翁”的“心”就是产生贪欲的主观因素。
春秋道家反对贪欲,提出以“道”修身,主张爱身自重,希望以此扼制社会贪欲的发展。在社会大变动的春秋时期,世人以侮辱为恩宠,受宠若惊;患得患失,重视恩宠得失若自身。春秋道家认为这是一种奴才性格。郭店《老子乙》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第7简)指出这种人之所以有极度的忧虑,是因为有私己之心。如果没有私己之心,就不会有什么忧虑的。有私己之心的人,甘心做奴才,恃宠傲人,患得患失,“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从表面看起来,似乎很重视自身,实际上是倚人之宠以为重,恰恰是自轻。如果一个人能丢掉私己之心,则全然没有什么忧虑了,也不会患得患失,更不会以侮辱为恩宠了。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爱身自重。只有真正爱身自重的人,才能守“道”、行“道”。
人的私己之心是社会贪欲的反映,要丢掉私己之心,必须反对社会的贪欲,以“道”修身。对于一个真正爱身自重的人来说,反对社会的贪欲,以“道”修身,防止社会贪欲的侵蚀应当是自觉的。有了自觉性,才可能真正做到反对社会贪欲,以“道”修身。为了提高自觉性,就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日损”)。
严格地自我贬损是克服贪欲的根本途径。郭店《老子乙》指出:“闭其门,塞其兑,终身不瞀。启其兑,赛其事,终身不逨。”(第13简)“门”,《淮南子·原道训》:“门,禁要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门,事欲之所由从也。”“兑”,音duì。耳目鼻口。《淮南子·道应训》:“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於兑。”高诱注:“兑,耳目鼻口也。”王弼《老子》五十二章注:“兑,事欲之所由生也。”魏源《老子本义》引张尔岐曰:“心动於内而吾纵焉,是之谓有兑。有兑则心出而交物,塞之则心不出矣。”“闭其门,守其兑”即防守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堵塞产生事欲的视听。“闭其门,守其兑”,终身不会思念错乱。如果打开产生事欲的视听,遇事与人相夸胜,终身不可能有成。也就是说,克服贪欲一要防守好事欲对人发生影响的门径,二要堵塞人产生事欲的视听,“闭其门,塞其兑” 即是守“道”之要。但是,“门”要自己“闭”,“兑”要自己“塞”。如果“自己”没有自觉性,那“门”也“闭”不了,“兑”也“塞”不了。“闭其门,塞其兑”是为了守“道”。
春秋道家的“道”与贪欲是对立的。“道”得之于天,天道无私,辅万物之自然,永远不会向万物索取。守“道”、行“道”,就必须克服贪欲。在道家看来,祸殃没有比过分的欲望更厚重的;灾祸没有比无止境地贪求其所爱更惨痛的;祸害没有比不知满足更大的。道家认为人应该自知满足,对任何事情都不应作过分的企求。自知满足的所谓“足”,这是永远的满足。自知满足才能守“道”,克服贪欲才能行“道”。因此克服贪欲,必须一天比一天更严格地自我贬损(“日损”)。
三、郭店《老子乙》主张通过“日损”而达到无为
郭店《老子乙》曰:“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亡为而亡不为。”(第3-4简)“亡为”,即“无为”。春秋道家所主张的“无为”,有别于战国道家所主张的“无为”。任继愈先生指出,战国老子“在政治上反对任何改革,反对有为,他把‘无为而无不为’当作最高原则。他希望社会不要有任何有为,人们不要有欲望,天下自然后会稳定。”[2]P139 春秋道家主张的“无为”是以反对贪欲、坚持恒足为内容的“无为”。春秋道家并不反对改革,也不反对有为,主张以“道”佐人主治国,而且要把国家治理的尽善尽美。与战国道家消极退守相反,春秋道家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现实的。《淮南子·原道训》曰:“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合于“恒无为”之“道”(郭店《老子甲》第13简“道恒无为也”)是春秋道家“无为”的精髓,通乎“比于赤子”的“柔弱冲和”之“德”(郭店《老子甲》第33简“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是春秋道家“无为”的灵魂。春秋道家的“无为”,实际上是以“道”修身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或者说道家守“道”、行“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这既有态度问题,也有方法问题。
春秋道家主张“绝学亡忧”(郭店《老子乙》第4简),《说文》:“绝,断丝也。”段玉裁注:“断之则为二,是曰绝。”引申为抛弃。“学”,音jiào,教化。《集韵·放韵》:“教,《说文》:‘上所施下所效也。’或作学。”“绝教”,犹言弃教。意为反对上对下施行教化,主张顺其自然。道家认为绝弃上对下的教化而顺其自然,人们才能真正无忧无虑。有教化便有尊卑,有尊卑便有“唯与呵”,便有教化者所认为的“美与恶”。其实“唯与呵”、“美与恶”并无多大差别。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占有土地的新、老贵族转化为封建地主,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逃亡奴隶转化为佃农。不管怎样变化,奴隶主贵族要压迫奴隶,封建地主绝不会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奴隶主贵族也好,封建地主也好,他们都希望被剥削者伏伏贴贴、唯唯诺诺。如果被剥削者稍有不满,哪怕是大声对他们说话,他们也会认为是大逆不道。被剥削者顺从剥削者,甘愿受其剥削,剥削者就认为是“美”(善),稍有反抗便认为是“恶”(不善)。如果从被剥削者的角度看问题,“美”并非“善”,“恶”并非“不善”。所以说“唯与呵”、“美与恶”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没有什么剥削者、被剥削者,大家都顺其自然,人人平等,则无所谓 “唯与呵”,也无所谓“美与恶”,人们自然无忧无虑了。顺其自然,人人平等,清静自守,便可天下太平。就自我修身而言,不能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处处以教化者自居,应绝弃教化他人的念头,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只有这样,才能“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
“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亡为也。”这是春秋道家以“道”修身达到“无为”境界基本方法。“或”,副词,表示相承,相当于“又”。(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三:“或,犹又也。”“损之或损”,贬损再贬损。也就是说,以“道”修身,不仅要一天比一天更严格的自我贬损,而且要贬损再贬损,最后才能达到清静自守而合于“道”的“无为”境界。在以“道”修身达到“无为”境界的方法上,春秋道家与战国道家也是不同的。郭店《老子乙》通过“学者”与“为道者”对比,强调“为道者”必须以“道”修身;今本《老子》通过“为学”与“为道”对比,“反对知识来源于实践,要认识‘道’,只能靠神秘主义的直观,即‘减’的方法。”郭店《老子乙》主张“贬损再贬损,最后达到清静自守而合于道”;今本《老子》主张“尽量摒除从感官经验得来的知识,摒除到最后,达到‘无为’的境地”。[2]P 163这两种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春秋道家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现实,强调以“道”修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损之或损”(贬损再贬损)达到“合于道”、“通乎德”的“无为”境界;战国道家以消极退守的情绪反对有为,反对变革,希望靠神秘主义的直观,即‘减’的方法,来对待现实社会的混乱和贪欲。这种不要有任何有为,不要有任何欲望的“无为”是毫无意义的。
春秋道家的‘无为’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与春秋儒家的“三无”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是相通的。《礼记·孔子闲居》“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何谓“三无”?上博藏简《民之父母》“孔子曰:三无乎,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倾耳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得气塞于四海矣。”(第5-7简)“三无”是春秋儒家以礼乐治国的最高境界。“无声之乐”虽“不可得而闻”,“无体之礼,无服之丧”虽“不可得而见”,然而却“得气塞于四海”。气,气志,精神。《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上博藏简《民之父母》:“无声之乐,气志不违。”(第10简)“无声之乐,气志既得。”(第12简)“无声之乐,气志既从。”(第13简)“三无”是春秋儒家“达于礼乐之原”的一种精神境界,亦即“仁”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才能称得上是民之父母。为民之父母乃治国之称。如何达到“三无”的精神境界?《论语·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是春秋儒家以“礼”修身达到“三无”境界基本方法。春秋儒家治国“行三无”,春秋道家治国“为亡为”(郭店《老子甲》第14简);春秋儒家以“克己”达到“行三无”的精神境界,春秋道家以“日损” 达到“为亡为”的精神境界。以此,春秋儒家与春秋道家在治国的问题上,所表现的积极进取精神是完全相通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