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简与《大学》_在线论文查询
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
《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
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事实。
郭店楚简的发现,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着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着,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并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鸤鸠在桑’:直也。”《五行》传只所以每句先要引用经文,是因为经、传被抄在前后两个部分,如果不引用经文,就会使人们不知传文对何而发,造成混乱。而《大学》所谓的“经传”也是抄在前后两个部分,若按传文体例,也当在传文前引用所要解释的经文,而《大学》的几处《诗》《书》文字却没有明确指明与经文的关系,把它看作是“传”显然是不合适的。那么,《诗》《书》之外“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语是否就是经文的注解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修身在正其心”乃是对前面“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等语的概括,原文中并没有“修身在正其心”一语,所以与其把它看作是传文,不如把它看作是引申和发挥,“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句的情况也是一样。更重要的,《五行》的传基本围绕经文而发,没有脱离经文之外的议论,而《大学》的“传文”很难与经文直接对应,与《五行》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有“经”而无“传”还可以解释通的话,那么,有“传”而无“经”则不好理解,与传文的体例也不相符,所以把《大学》的几处文字看作是“传”显然不合适。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影响不断提高,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大学》是“孔氏之遗书”的看法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答案。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论)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有一处曾子的言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着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着,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 而《大学》中有“曾子曰”,故由此推论,“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李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坐实即是曾子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1] 又名《明道先生改正大学》,收入《二程集》第四册《河南程氏经说》卷五。
[2] 朱熹《大学或问》有朱熹答某人问,云“无他左验”,并云“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
[3]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4期。
[4] 陈沣《东塾读书记》,转引自张心徵《伪书通考》上册第444页。
[5] 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引。
[6] 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7]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第27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版。
[8] 胡止归《〈大学〉之着作年代及其与〈中庸〉之思想同异比较研究》,《大陆杂志》第26卷第9期
[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第270页。
[10] 参见邢文《论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丁四新:《略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历时性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1] 参阅拙文《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中国哲学》第二十三辑。
[12] 郭沂《〈大学〉新论》,载《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 收入《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4]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3期。
[15]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第90页,齐鲁书社1982年版。
